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别。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简介: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客观上相似的传入渠道和相同的衍生背景,并且共同促成了"中国"意识的高扬。但在"中国"国情的解读视角上,却存在着儒学本位与现实本位的实质差异,并进而在"知"与"行"、政党与民族、化大众与大众化、旧秩序与新中国等一系列运作层面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歧。三民主义儒学化暴露出明显的伦理色彩、狭隘视野、精英观念、偏安倾向,最终难脱失败的结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立足革命实践,着眼民族大业,深植民众根基,在不断推进中国变革中找到了现实的发展路径。新时期,只有超越儒学化的纠葛,坚守现实实践的客观本位,才能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新飞跃。
简介: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所形成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现都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实际所提出的,因而在发展的本质、内涵、动力、战略、模式和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现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发展战略。
简介:毛泽东哲学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活动一般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系列观点的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组成部分和世界观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辩证唯物主义是他哲学思想的总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内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一次返回、接近,实践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哲学的重维度。毛泽东哲学是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哲学理论,将毛泽东哲学看作单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单一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简介:本研究采用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以中国和德国的5及7年级的儿童为被试进行了连续三年的测验,测验的内容是要求被试在所呈现的30个几何图形中途出4个以建立一种类比关系,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构成类比结果,对测试的评判分为:产生性、灵活性、新颖性、精致性和聚合性5个方面。结果发现:(1)在产生性思维方面,平常及超常的中国儿童均高于德国儿童,且中德双方的高智儿童在连续三年内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2)三年中,所测的各组被试中德国儿童的递增情况均优于中国儿童;(3)在创造性思维的各项指标中,中德儿童的发展显示出差异;(4)中德双方儿童均表现出性别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