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艺术家群体作为拥有高度符号化表意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运用身体符号进行抗争建构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通过身体构建视觉符号,进行公共表演,以图像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失谐'来营造戏剧化景观,用趣味性减弱心理排斥感,顺而进入到受者的情感领域,实现符号意指机制的表达。基于2007—2017相关案例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艺术家身体抗争的策略建构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通过隐喻实践展示一个'戏谑'的身体来表达讽刺;通过刺点实践展示一个'无畏'的身体来刺破观者情感,收获情感资本。艺术家群体通过身体符号来进行价值倡导有其天然优势,但以身体为媒介所进行的符号抗争也有其局限:由于公众对艺术家的身体艺术存在'刻板意见',符号抗争容易造成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噬';而且图像符号的解读空间较大,容易形成误解、不解、多解、缺解或别解,模糊抗争诉求,降低动员的强度和广度,出现'曲高和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