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郑和下西洋期间曾几次访问满剌加,一直是郑和研究中被人忽略且带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明太宗实录》、《郑和航海图》原始文献和太仓《通番事迹碑》、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亲历者碑刻记载的比较,结合马六甲海峡季风规律和郑和船队航线航程考察,本文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到访过满剌加国,最早抵达满剌加的时间应是明永乐四年（1406）一二月间。

简介：14世纪初，在明朝的支持下，满刺加取得独立，并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国际贸易的中心。然而，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东南亚，占领了满剌加，导致东南亚国际形势发生剧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华夷秩序”。面对这一空前的变局，明朝最高统治者愚昧无知，不了解世界大势，做出不合时宜的反应与决策；加之明朝国力式微，缺乏坚强的实力作后盾，在对葡交涉中软弱无力，其结果只能是坐视满剌加的灭亡，从此我国丧失了在东南亚原有的地位，东南亚逐步沦为西方的势力范围。

简介：堪察加边疆区属俄罗斯四大旅游带中的北部旅游带。这一旅游带的特点是旅游业起步较晚，许多旅游资源尚待开发，尤其是火山熔岩等地文景观、各种矿泉等水域风光、土著民族原始文化等民俗风情等特色旅游项目，均有待开发。

简介：

简介：冷战开始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从“拉拢”到“隐蔽行动”并适度“容忍”,再到试图“迎合”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浪潮,以期利用民族主义来防范共产主义。但是,随着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高涨,苏加诺采取激进的路线,使得印度尼西亚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增多。美国也逐渐改变原有的政策,采取“遏制”政策。最终在“九三零事件”中,长期受到美国秘密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军方迫使苏加诺下台。至此,美国防止印度尼西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目标基本实现。在影响美国印度尼西亚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中,美国对其自身的战略利益认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成为美国政策变化的主导因素。

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中国（绵阳）科技城与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城市的科技园区，本文对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入剖析，根据绵阳科技城发展现状、特点，参照印度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绵阳）科技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实现五个方面的突破。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