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强调文化自信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安全。高校是抵御西方不良思潮、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阵地，强化高校文化安全对进一步继承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高校在维护文化安全中面临挑战：经济社会转型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思潮变化；开放环境下，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积极利用互联网散布有害信息。高校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文学作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各种措施严防其在高校的影响与渗透：正本清源，逐步消除这些文学作品在高校学生中的心理土壤；敢于亮剑，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学作品的渗透传播；形成舆论，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学作品的批驳反击。

简介：为了迎接建国５０周年，生动形象地展示建国以来四川、重庆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重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全面地展现巴蜀五千年璀璨文明，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在征得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

简介：本文为许倬云先生与南京大学美学研究所的一次座谈。许先生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度谈了他对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中国美学的独特理解和体验。他指出中国美学和伦理有许多特殊性,强调必须在注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民族的美学和艺术规律进行对比研究和深入分析。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思路及观点例证无疑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转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现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跨学科的理论综合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它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又是一种革命的方案与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为后来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启奠定了基础。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文化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晰地呈现出其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本文以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尔等人的主要思想为代表阐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传统及其演变过程。

简介：为落实习近平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特别是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的要求,了解我国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交往现状和存在问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赴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研讨中,课题组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要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必须用“文化一带一路”推进“民心相通”,支撑“经贸一带一路”。

简介：<正>一、从解构主义角度看现代性的异延"现代性",按杰姆逊的说法,它"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现代性的神话》),现代性"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虽然他并未言及"现代性"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但"现代性"一词的对于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权的、文化的、学说的、事件的依附性,从而表征众多不同含义的特点,使它自身充分地享有了德里达式的差异性和延缓性,成为一个无中心意

简介：[访谈嘉宾简介]陈来,男,1952年生,哲学博士,当代著名哲学史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2012年受聘中央文史馆馆员,荣获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以及武汉大学、浙江

简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江泽民同志对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揭示了党的先进性，又科学的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简介：<正>马克思的"感性"概念源自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写道:"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不是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的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由此可见,旧哲学为了防止感性观念玷染抽象概念,是在与感觉处于不断矛盾、敌对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新哲学则正相反,是在与感觉和睦、协调的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旧哲学承认感觉的真理性……但是只是隐晦地、抽象地、不自觉地、勉强地承认,只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新哲学则相反,是愉快地、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理性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

简介：本文运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分析英国两个后朋克乐队"四人组"和"斯克利蒂·波利蒂"的反霸权的艺术实践过程。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影响,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文章首先总结乐队出现以及了解并熟悉霸权概念的历史条件,其次通过分析他们挑战政治与音乐主流观念的歌曲,考察两支乐队相关音乐实践的反霸权意义。文章还指出乐队在用作品表达激进性的同时也与当时的音乐产业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局限在"基础/上层建筑"的静态模式,而是把乐队的作品置于音乐产业的发展轨迹中进行动态地讨论,深入地剖析了他们与社会现实互动的非常复杂又充满矛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