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120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我国骨质疏松患者约为8826万。尽管骨质疏松症常发生在老年期，但是骨密度增加最快的阶段，通常是在儿童期和青春期早期，在青春发育期结束时，可能已达到峰值骨量。儿童青少年期峰值骨量增加10%，可使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发病率降低50%。因此，近年来对骨质疏松研究的焦点，已转移到如何使生长发育期的峰值骨量达到最大值，从而预防和延缓成年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影响青少年峰值骨量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初步探讨昆明地区部分青少年骨密度的高低与膳食中钙的关系。

简介：目的探讨卵巢癌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Flt-1,KDR/Flt-1受体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及卵巢癌微血管密度（MVD）的关系。方法选择2000年1月至2004年6月本院确诊为卵巢癌的48例患者的术后组织标本为研究对象。采取链霉亲和素-生物素-过氧化酶复合物（SABC）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48例卵巢癌组织标本中VEGF及其Flt-1,KDR/Flt-1受体蛋白的表达率,采用F8因子相关抗原（FⅧ-RA）标记肿瘤MVD（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征得受试者对象的同意,并与其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VEGF及其Flt-1,KDR/Flt-1受体蛋白表达与卵巢癌的病理学类型、分化级别及临床分期无显著相关性（P〉0.05）;但VEGF及其Flt-1受体共同表达,则与卵巢癌组织分化及临床分期密切相关（χ2=5.22,χ2=8.22;P〈0.05）。②卵巢癌中,淋巴结转移者VEGF及其Flt-1受体表达率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DR/Flk-1在肝转移患者中表达率与肝正常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VEGF及其KDR/Flk-1受体在肝转移患者中,共同表达率显著高于肝正常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③腹水〈1000mL者中,Flt-1表达率显著低于腹水≥1000mL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④VEGF及KDR表达呈阳性者的平均MVD显著高于呈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VEGF及KDR/Flk-1表达呈阳性者的MVD有关（P〈0.01）,并且表达者的MVD较丰富。结论VEGF及其受体表达,通过多种机制参与卵巢癌血管生成、浸润、转移及腹水形成,可作为预测卵巢癌转移潜能及预后的指标。%@1673-5250

简介：目的探讨尿4种微量蛋白在妊娠肾损伤的早期临床诊断价值。方法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对正常妊娠产妇165例、妊高征45例和非孕对照40例的尿4种微萤蛋白MA、TRF、IgG和A1M进行检测。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早孕组尿4种微量蛋白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中孕组中MA、TRF有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意义（P〈0．001），其余无明显改变；晚孕组和妊高征组尿4种微量蛋白均有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意义（P〈0．001）。结论尿中4种蛋白检测可以作为晚期妊娠肾损伤的早期诊断的灵敏指标，对肾小球或肾小管损伤及病情发展的判断、预后等也有一定临床意义。

简介：【目的】探讨血浆3-羧基-4-甲基-5-丙基-2-呋喃丙酸(CMPF)水平诊断妊娠期糖尿病(GDM)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就诊的60例孕妇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合并GDM,将其分为GDM组(n=40)和对照组(n=20)。所有孕妇于中孕期(孕龄为13~18孕周),进行生化指标检测;于孕龄为24~28孕周时,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查,同时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技术,检测孕妇血浆CMPF水平。采用成组t检验,对2组孕妇孕龄为28孕周及新生儿足月时人体质量指数(BMI),以及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总蛋白、白蛋白、尿素、尿酸水平等指标进行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对2组孕妇的孕龄、孕次、产次、血浆CMPF水平、孕龄为18孕周时BMI及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化白蛋白(GA)、肌酐水平等指标进行比较。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对孕妇发生GDM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绘制血浆CMPF水平及孕龄为18、28孕周时BMI诊断GDM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及这3个指标联合诊断与OGTT0、1、2h血糖浓度联合诊断GDM的ROC,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ROC-AUC)。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并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2017-012),分组征得2组受试者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2组孕妇的孕龄、孕次和产次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GDM组血浆CMPF值为522.0ng/mL(326.9~989.3ng/m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80.2ng/mL(177.8~466.6ng/mL),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576.000,P=0.006)。③GDM组孕妇孕龄为18、28孕周及新生儿足月时BMI与HbA1c分别为24.6kg/m^2(22.0~25.9kg/m^2)、(26.1±2.8)kg/m^2、(27.6±2.9)kg/m^2、5.4%(5.3%~5.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2.8kg/m2(20.1~23.6kg/m

简介：目的探讨血液灌流辅助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HSP）的临床价值及治疗指征。方法选择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239例HSP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和是否采用血液灌流治疗,将其分为4组：轻症观察组（n=76,为轻症HSP患儿,采用常规治疗＋血液灌流）,轻症对照组（n=84,为轻症HSP患儿,采用常规治疗）,重症观察组（n=47,为重症HSP患儿,采用常规治疗＋血液灌流）及重症对照组（n=32,为重症HSP患儿,采用常规治疗）。常规治疗包括抗炎、抗过敏、抗凝及对症处理,血液灌流为辅助治疗。回顾性分析239例HSP患儿病例资料,对2组轻症或2组重症HSP患儿急性期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等近期疗效指标,以及1年内皮疹复发率及肾脏损害发生率2项远期疗效指标,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就行统计学比较。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并与患儿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结果（1）重症观察组HSP患儿腹痛及血便消失时间、关节肿痛消失时间及皮肤紫癜减轻时间[（4.8±0.6）d、（3.0±0.7）d、（3.4±0.8）d],均短于重症对照组[（5.8±0.5）d、（4.2±0.8）d、（4.5±0.7）d],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5.499、7.060、6.040,P〈0.001）;对2组重症HSP患儿随访1年的皮疹复发率及肾脏损害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轻症HSP患儿上述5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重症观察组HSP患儿治疗第7天时,尿微量白蛋白、转铁蛋白、α1微球蛋白、β2微球蛋白,血清白细胞介素（IL）-1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20.6±15.0）mg/L、（6.6±0.6）mg/L、（8.0±1.0）mg/L、（0.32±0.23）mg/L、（6.9±1.6）mg/L、（9.6±2.9）mg/L],均低于重症对照组[（38.4±10.4）mg/L、（9.0±1.0）mg/L、（10.2±1.7）mg/L、（3.50±1.40）mg/L、（8.3±1.7�

简介：活动形式：沙龙活动主持人：林云琴参加对象：金坛市实验幼儿园语言组教师旁听人员：幼儿园领导、骨干教师活动准备：1：语言组以小组教研和个人教研的形式，主要就文学作品的选择、有效解读、合理挖掘等方面开展了关于各体裁文本的语言课例实践与研究活动。

简介：目的探讨利用盆、腹腔多排螺旋CT（MDCT）研究卵巢静脉及卵巢血管蒂征（OVPS）对于女性盆腔肿瘤来源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06年10月至201i年4月在本院临床诊断为妇科肿瘤的患者297例为研究对象。采取回顾性分析法，对其按照MDCT观察双侧OVPS结果，将其分为病例组（n=208，卵巢来源肿瘤累及侧卵巢）和对照组（n=386，非卵巢来源肿瘤累及侧卵巢＋健侧卵巢）。采用MDCT测量双侧卵巢静脉的最大短径，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诊断金标准，对OVPS进行诊断性试验。结果①OVPS判断盆腔肿瘤为卵巢来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7．60％（203／208），92．75％（358／386），87．88％（203／23i）和98．62％（358／363），准确率为94．44％（561／594），与术后卵巢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②单侧卵巢肿瘤患者的健侧与患侧卵巢静脉直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0VPS对于判断女性盆腔肿块是否来源于卵巢，或来源于哪一侧卵巢的定位价值高，而卵巢静脉直径判断盆腔肿瘤的定位诊断价值较低。

简介：目的探讨相关生化指标检测在儿童炎症性肠病（IBD）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0日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就诊的48例IBD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其IBD类型,分为溃疡性结肠炎（UC）组（n=12,确诊为UC患儿）和克罗恩病（CD）组（n=36,确诊为CD患儿）。选取同期于本院就诊的30例非IBD受试儿纳入对照组。采用回顾性分析法,收集3组受试儿的临床病例资料,以及检测其血清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抗酿酒酵母菌抗体（ASCA）IgG和ASCAIgA、抗乙糖苷甘露糖抗体（AMCA）IgG、抗乙糖苷壳糖抗体（ACCA）IgA、抗细菌鞭毛蛋白cBir1抗体（anti-cBir1）IgG和粪钙卫蛋白（FC）水平,并且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对3组受试儿的年龄、人体质量指数（BMI）,血清pANCA、ASCAIgG、ASCAIgA、AMCAIgG、ACCAIgA、anti-cBir1IgG和FC水平分别进行整体比较,再采用SNK-q检验进一步进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χ2检验,对3组受试儿的性别构成比及血清pANCA、ASCAIgG、ASCAIgA、AMCAIgG、ACCAIgA、anti-cBir1IgG阳性率和FC阳性率进行比较。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1）3组受试儿的年龄、BMI及性别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3组受试儿血清pANCA、ASCAIgG、ASCAIgA、AMCAIgG、ACCAIgA、anti-cBir1IgG和FC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3组间血清pANCA、ASCAIgA、AMCAIgG、ACCAIgA、anti-cBir1IgG和FC水平分别两两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3组受试儿血清pANCA、ASCAIgG、ASCAIgA、AMCAIgG、ACCAIgA、anti-cBir1IgG和FC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血清pANCA或许可以作为诊断UC的首选指标,而血清ASCAIgG、ASCAIgA、AMCAIgG、ACCAIgA和anti-cBir1IgG,或许可作为诊断CD的指标,但

简介：目的探讨早孕期(胎龄为11^+0~13^+6周)超声检测指标预测胎儿重型α地中海贫血的价值。方法选择2015年1月3日至2016年12月30日,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接受定期产前检查、夫妻双方均为轻型α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所孕育的282例单胎妊娠胎儿为研究对象。对所有胎儿于胎龄为11^+0~13^+6周时进行超声筛查。早孕期超声检测指标包括:胎儿心胸直径比(CTR)、大脑中动脉血流峰值流速(MCA-PSV)和胎盘厚度(PT)。若胎儿的上述超声检测指标筛查结果呈阳性,则对其进一步进行绒毛穿刺或者羊膜腔穿刺,进行α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若呈阴性,则进行孕期随访,并于生后对新生儿常规进行脐带血血红蛋白(Hb)电泳分析,判断胎儿是否罹患重型α地中海贫血。根据产前α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结果,或新生儿Hb电泳分析结果,将所有胎儿分别纳入重型组(重型α地中海贫血胎儿)与对照组(轻型α地中海贫血胎儿及健康胎儿)。采用成组t检验,对重型组与对照组胎儿早孕期超声筛查的CTR、MCA-PSV、PT值进行比较。绘制早孕期胎儿超声筛查的CTR、MCA-PSV、PT值,预测胎儿重型α地中海贫血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ROC-AUC),根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确定早孕期胎儿超声筛查的CTR、MCA-PSV、PT值,预测胎儿重型α地中海贫血的最佳临界值,并计算其敏感度、特异度和似然比。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并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4120106)。结果①根据282例胎儿的随访结果,最终61例(21.6%)被确诊为重型α地中海贫血,而被纳入重型组(n=61);221例为轻型α地中海贫血或健康胎儿,则被纳入对照组(n=221)。2组胎儿胎龄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重型组胎儿的早孕期CTR、MCA-PSV、PT值分别为(0.52±0.04)、(1.61±0.

简介：目的探讨改良荷包缝合法在宫颈冷刀锥切术（CKC）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于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行CKC的291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Ⅱ~Ⅲ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的缝合方式,将接受传统Sturmdorf缝合法缝合的130例患者纳入对照组,将接受改良荷包缝合法缝合的161例患者纳入改良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晚期出血量、术后活组织检查结果、术后宫颈塑性满意度、术后发热情况和术后3个月随访情况。两组患者的年龄、孕次、产次、绝经与否、CINⅡ和CINⅢ的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结果1改良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28.2±7.9）min,对照组为（40.5±9.4）min,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127,P〈0.05）。改良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3.7±1.3）d,对照组为（4.2±1.2）d,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3.375,P〉0.05）。2改良组患者平均术中出血量为（38.6±24.3）mL;对照组为（67.0±18.6）m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978,P〈0.05）。改良组患者的平均术后晚期出血量为（13.5±6.2）mL,对照组为（16.3±5.7）mL,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3.970,P〉0.05）。3术后活组织检查结果（病理升级、浸润癌检出率及切缘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宫颈塑形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83、8.432、7.587,P〈0.05）。5两组患者术后发热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03,P〉0.05）。6术后3个月随访结果显示,改良组患者术后宫颈管肉芽形成率及宫颈黏连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38、3.754,P〈0.05）;但两组患者术后细胞学�

简介：目的：探讨锐扶刀治疗前庭大腺囊肿和前庭大腺脓肿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0年6月至2013年2月于广东省高要市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169例前庭大腺囊肿及前庭大腺脓肿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为20-45岁。按照入院顺序单双号的原则,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单号纳入研究组（n=85）,采用锐扶刀行前庭大腺囊肿造口或脓肿切开引流术,双号纳入对照组（n=84）,行传统前庭大腺造口术或脓肿切开引流术。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临床病历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广东省高要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的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恢复时间及复发率等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显著较对照组短[（5.60±0.55）minvs.（17.50±0.56）min],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9,P〈0.05）；研究组患者的平均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5.64±0.30）mLvs.（23.11±0.26）mL],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7,P〈0.05）；研究组患者的平均术后恢复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24.72±0.85）hvs.（75.59±0.67）h],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9,P〈0.05）。术后随访6个月结果显示,研究组中无一例患者复发,对照组中8例（9.52%）患者复发,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1,P〈0.05）。结论锐扶刀治疗前庭大腺囊肿和前庭大腺脓肿较传统手术方法更具可行性。

简介：目的探讨肺部超声诊断足月儿急性肺损伤(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59例ALI/ARDS足月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按照罹患ALI或者ARDS,进一步将研究组受试儿分别纳入ALI亚组(n=21)与ARDS亚组(n=38)。选择同期于本院出生的健康足月儿62例,纳入对照组。对所有足月儿进行动脉血气分析,了解其动脉血氧分压与吸入氧气分数比(PaO2/FiO2),并对其进行肺部超声检查,观察其肺部超声表现,并采用肺部超声评分评估其肺损伤程度。研究组与对照组受试儿肺部超声表现结果异常发生率[A线消失、彗星尾征、肺水肿、肺实变、胸腔积液、肺泡-间质综合征(AIS)]比较,采用χ^2检验。ALI亚组、ARDS亚组和对照组足月儿的PaO2/FiO2值、肺部超声评分比较,分别采用Kruskal-WallisH秩和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肺部超声表现及肺部超声评分诊断足月儿ARDS的敏感度、特异度等,并采用Kappa值评价肺部超声评分与ARDS诊断金标准,对所有足月儿的ARDS诊断结果的一致性。研究组与对照组足月儿的性别构成比、胎龄、出生体重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伦理审字[2014]5号),分组征得足月儿监护人知情同意,并与其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研究组患儿A线消失、彗星尾征、肺水肿、肺实变、胸腔积液、AIS发生率分别为84.7%(50/59)、100.0%(59/59)、67.8%(40/59)、96.6%(57/59)、91.5%(54/59)、88.1%(52/59),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0(0/62)、6.5%(4/62)、0(0/62)、0(0/62)、4.8%(3/62)、8.1%(5/62),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9.544、106.007、62.791、113.245、91.176、77.790,P<0.001)。②ALI亚组、ARDS亚组与对照组足月

简介：目的探讨中孕期唐氏综合征（DS）血清学筛查在高龄孕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产前诊断中心接受中孕期DS血清学筛查的1571例高龄孕妇（预产年龄≥35岁）,以及2012年1~12月于本院妇产科产前诊断中心接受中孕期DS血清学筛查的10881例低龄孕妇（预产年龄〈35岁）为研究对象,分别纳入高龄组（n=1571）和低龄组（n=10881）。本研究纳入标准：妊娠期妇女,孕龄为14~20＋6孕周,单胎妊娠,自愿接受中孕期DS血清学筛查。排除标准：有染色体异常和先天性畸形家族史者,妊娠期内合并内外科疾病者,双胎或多胎妊娠者,以及糖尿病患者。采用血清游离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甲胎蛋白（AFP）和游离雌三醇（uE3）DS三联筛查法对两组孕妇进行DS筛查,设定DS血清学高风险临界值为l/270。对DS血清学筛查风险值≥l/270的DS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孕妇,均建议行羊膜腔穿刺染色体检查,以确诊胎儿是否为DS;对未接受羊膜腔穿刺染色体检查的孕妇,采用电话随访方式随访其妊娠结局。分别计算两组孕妇DS血清学筛查的假阳性率和筛查效率,并进行统计学比较。两组受试对象的孕龄和体重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DS血清学产前筛查前均征得受试对象的知情同意。结果1高龄组1571例孕妇中,DS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孕妇为121例,4例胎儿最终被确诊为DS;DS血清学筛查低风险孕妇为1450例,未发现DS胎儿。低龄组10881例孕妇中,DS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孕妇为759例,6例胎儿最终被确诊为DS;DS血清学筛查低风险孕妇为10122例,1例胎儿最终被确诊为DS,为DS血清学筛查假阴性病例。2高龄组孕妇DS血清学筛查假阳性率为7.4%（117/1571）,低

简介：目的通过回顾性对比和分析新生儿阻塞性肝炎（neonatalobstructivehepatitis）和先天性胆道闭锁（congenitalbiliaryatresia）患儿的超声学检查结果，探讨超声检查在两种疾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2005年6月至2008年10月，对本院19例经腹腔镜胆道X射线造影证实为重症新生儿阻塞性肝炎和21例经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空腹时超声图像中胆囊形态和大小，进食前、后胆囊收缩程度及有无肝门纤维块等进行回顾性统计和分析。结果超声检查时，两组患儿空腹胆囊的形态异常率及胆囊长轴缩短率比较，先天性胆道闭锁组高于阻塞性肝炎组，且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肝门纤维块出现率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意义（P=0．001）。两组患儿进食后，胆囊收缩功能明显消失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28）。结论早期行超声检查，通过观察患儿空腹时胆囊长轴长度和形态及有无肝门纤维块，将有助于两种病变的鉴别诊断。进食后胆囊收缩功能明显消失，对两种疾病的鉴别诊断有协助诊断意义。

简介：目的探讨经阴道超声检查（TVS）检测未足月胎膜早破（PPROM）高危人群的宫颈长度及漏斗样变是否可预测PPROM的发生。方法选择2009年6月至2013年12月于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住院的68例PPROM高危孕妇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后是否发生PPROM,将其分为发生PPROM组（n=28）与未发生PPROM组（n=40）。所有受试者均进行TVS,检测宫颈长度及漏斗样变发生情况。统计学分析两组孕妇宫颈长度及宫颈漏斗样变率差异,并分析不同宫颈长度及漏斗样变率预测PPROM的准确性及其与PPROM发生的关系。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征得受试对象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两组孕妇年龄、孕前体质量及入组时孕龄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①发生PPROM组孕妇的宫颈长度显著短于未发生PPROM组,而宫颈漏斗样变率,则显著高于未发生PPROM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73,5.909;P〈0.05）。②宫颈长度越短及宫颈漏斗样变率越高,预测发生PPROM的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逐渐升高,宫颈长度〈5mm或75%〈宫颈漏斗样变率≤100%,对预测PPROM的特异度（97.2%及96.3%）及阳性预测值（79.6%及76.3%）最高,并且与PPROM的发生关系最密切（OR=6.47,95%CI：1.33～38.21,P〈0.05;OR=5.80,95%CI：1.11～30.22,P〈0.05）。结论TVS检测宫颈长度及宫颈漏斗样变,可有效预测PPROM高危人群是否发生PPROM;其中宫颈长度〈5mm及宫颈漏斗样变率〉75%,对发生PPROM的预测价值最高。

简介：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受体（VEGFR）所介导的胎盘血管病变与围生儿结局间的关系，以及血清中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sVEGFR）-1水平，对VEGF—VEGFR轴发挥的生物学效应。方法选取2011年1月至12月在本中心被诊断为GDM、孕龄为24～28孕周的孕妇100例纳入GDM组；选择同期在相同医院常规产前检查、相同孕龄的50例正常孕妇，纳入对照组。采集两组孕妇血样，测量糖化指标：空腹血糖（FPG）值，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与VEGF。GDM组经常规干预治疗后，再采集血样测定FPG值，HbAlc及VEGF，并与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娩后，收集胎盘，分析胎盘组织中VEGFR蛋白表达。根据GDM组孕妇分娩后的围生儿结局，将其分别纳入GDM围生儿异常组（n__34）与GDM围生儿正常组（”一66）（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本人的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GDM组孕妇血清VEGF水平、HbAlc及FPG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②GDM组孕妇经干预治疗后，孕晚期FPG明显降低（P％0．05），HbAlc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VEGF水平仍保持较高水平。③GDM组孕妇血清VEGF与sVEGFR一1水平呈负相关（r-_一0．497，P％O．01）。④与GDM组孕妇所分娩围生儿的血清VEGF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孕妇所分娩围生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⑤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法对GDM组与对照组孕妇血清VEGF表达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VEGF是GDM围生儿结局异常的危险因子（OR=5．196，95％CI：1．845～14．610，P〈0．001）。⑥采用Western印迹法测定胎盘组织中VEGFR蛋白表达量显示，GDM围生儿异常组较GDM围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