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及其相应的简单性的思维方式源于也适用于物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也成为了对人包括青少年研究的哲学和基础思维方式。分析其局限,把握生成主义、建构主义、历史主义与整体主义等非本质主义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认识复杂性思维方式对于简单性思维方式的超越整合的真谛,将青少年研究的思维方式,从对物的简单性思维转型为对人的复杂性思维,已经成为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的题中之意。这一转型将为青少年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冲击。
简介:“以罚代管”中的复式法律行为结构是责令改正不作为与行政罚款作为之间的榫卯。“违法过剩”下责令改正作为的高昂制度成本与义务缺位下责令改正不作为的低廉制度成本共同促使执法者选择后者。分税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对窘迫、行政分包制下地方公共事务的承包责任、“晋升锦标赛”制下地方行政官员对CDP增长的注意力聚焦等约束条件决定了罚款收入成为执法经费的主要来源,同时罚款行为也能作为执法者发出的合作信号,这些制度收益诱导执法者选择罚款的作为。“以罚代管”作为一种执法的博弈均衡状态,其中形成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与成文法律规范明定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发生错位,在极端情况下会迫使违法者通过“身体维权”的方式寻求救济。
简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h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一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
简介:调查的各少数民族之间在生活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1、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然较低,并且缺乏尽快提高的现实条件;2、生活风格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传统性特点,但外部世界的影响已从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其生活方式现状之如此,其实是"贫困文化"的问题,其形成根源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外发的,具有强制性特点.内源发展的思路,对于消除贫困文化的影响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我国贫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只有使教育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践,成为他们所思、所想和所行的要求,它才能成为启发人们的动机,变革生活方式和引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才能最终促使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走向他们自己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