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决定，在保持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等基本价值为“我们政策的尺度和指导原则”的条件下，制定新的基本原则纲领。在制定纲领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公正原则的讨论占据了重要地位。自由主义把“平等地进入自由市场的条件，也就是机会平等”作为“实现公正的足够的条件”，而社会民主党却认为，以不是由于自己过失造成的成就差别为衡量标准是“不合法的”。只有当人们力图减少“没有道理的社会不平等”时，平等原则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实现。至于自由，社会民主党人认为，20世纪的经验证明，自由必须包含享受那些使自由行动成为可能的社会物品的权利，而教育机会、收入保障、健康保护、社会分享是这些社会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讨论涉及三大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一再强调三者相辅相成，但也承认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而实际上从维利·勃兰特起，他们就把“自由”放在首位，这是他们所认同的制度框架决定的，尽管他们力图在自由的理解上与资产阶级党派、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后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时应当首先关注的问题。

简介：<正>一、亚洲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形成1993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时谈到今后如何确立亚洲太平洋的安全机制问题,他说:“中国认为,可以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为此,中国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新华社北京8月6日发《中国通讯》)

简介：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青年一代的道德观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建立的逐步过程渐渐变迁。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道德至上的年代到80年代道德被攻击的年代,再到90年代后道德被遗忘年代,所有的道德观的变化都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进程息息相关。当代青年一代的道德观主流是进步、向上的,但也有令人堪忧的道德乱象,需要加强对青年的道德观的引领,引导青年一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

简介：本文主要研究改革以来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现象,重点分析了新阶层的出现在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方面的积极影响.

简介：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深切地关注。任何违法犯罪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就是他们的社会化失败的过程。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是爱的养成的过程，青少年的爱的缺失促使他们违法犯罪的形成。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诸多因素会导致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爱的缺失，探究这些因素对于我们培养青少年的爱，预防他们的违法犯罪有极大助益。

简介：不良家庭因素可以诱发未成年人向潜在犯罪人发展。因此,对不良家庭因素的介入对于控制及减少全社会范围内的犯罪人数量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介入措施包括对对家庭教育方式的介入和对亲子沟通的加强。应当着重关注未成年人成长所在的家庭情况,倡导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加强亲子沟通,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保障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健康成长。从国家教育的层面来看,还应当在我国建立家庭教育问责制度,对失职监护人强制进行亲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