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典型的弱小国家，柬埔寨在艾滋病治理上为世界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柬埔寨的艾滋病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艾滋病感染率大大降低，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大幅减少，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不断提升。取得这种成效的原因首先是柬埔寨政府对于艾滋病的安全化定位与实践，树立了政府治理的决心与魄力；其次是非政府组织对艾滋病治理的积极参与，奠定了艾滋病治理的社会基础；最后是国际社会的援助为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三驾马车。

简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建立陆上安全通道以消解能源安全之虑、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俗化,消除国际“三股势力”滋生土壤,以东方智慧消解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围堵、遏制,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政治、经济风险与异质文化冲突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巴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一起协力应对,才能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基础.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烟霾污染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公共问题。为了解决跨境烟霾污染，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合作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尽管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上付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跨境烟霾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东盟既有规范的制约，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方面尚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跨境烟霾治理成为考验东南亚国家地区公共问题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简介：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简介：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简介：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简介：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问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简介：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简介：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简介：欧盟治理的拓展为欧华联会的治理参与创造了宏观背景与路径。成立20年来，欧华联会在制度建设、政治参与、经济合作、公共外交、文化交流、次区域治理合作等方面积极参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治理合作，对促进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欧盟次国家治理的发展以及欧华联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其参与程度和治理成效更加值得期待。

简介：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土崩瓦解,国际反恐战争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受中东恐怖组织成员＂回流＂和阿富汗局势变化影响,根植于中亚政治经济环境的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活动范围和袭击目标国际化;恐怖主义思潮内生化、年轻化趋势明显;袭击方式更具极端化暴力特性。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变化对地区和周边的安全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中亚各国普遍加大了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努力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预防恐怖犯罪机制,并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争取地区安全局势可控。

简介：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本文则通过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以独具一格的见解和视角透析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机制之间潜含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联,进而得出中等强国既是影响国际体系轮动的变量、也是容纳全球秩序流变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及中等强国联合自强的合作模式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实践价值的研究结论。

简介：北极安全是北极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类进军北极步伐的加快,北极安全治理面临国家利益导向制约、治理理念与行动滞后、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考量不足等问题。引入共同安全理论视角,能够回应北极本身安全、区域整体安全及其向外辐射的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影响的共同安全属性要求,深化对北极共同安全问题的认识。探讨北极共同安全治理议题的主要类别及其特征,强化当前以北极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安全议题为基础、以北极能源与航道安全议题为重点、以北冰洋沿岸国家的国家安全议题为补充的北极共同安全核心议题分析,有利于防止北极陷入共同安全困境,推动北极安全治理进程,实现北极的长期稳定、开放与安全。

简介：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简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简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尼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但出现了周期性森林火灾,造成严重的跨境烟霾污染,给本国及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作为烟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印尼,却存在地方与中央、传统和现代等多重博弈,使环境治理陷人困境.国际组织的参与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污染带来转机,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跨境烟霾问题.只有实现环境政治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联结,才是解决印尼跨境烟霾问题的关键所在.

简介：2017年4月1日，由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国际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和数据治国暨郑州大学首届国际公共安全研究高端论坛”在郑州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治理族群叛乱的目标既包括土地的控制,也包括人的控制,这是治理族群叛乱区别于其他形式叛乱的特点之一。人的控制实际包含两个内容,既包括人心向背,也包括人员数量的控制。人心向背关乎民众支持,而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在于,虽然拥有民众支持并不必然导致叛乱的平息,但是没有民众支持是不能平息叛乱的。在族群叛乱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只有赢得更多当地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治理叛乱。根据冲突各方的暴力行为方式及其对当地民众支持的影响,成功平息叛乱应具备国家政府有区别使用暴力、叛乱组织无区别使用暴力、当地温和派主导平叛行动等三个必要条件,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三个条件构成的条件组合,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叛乱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员数量,只要国家政府的平叛战略能够有效控制叛乱组织所招募的叛乱人员数量,叛乱组织就将走向衰败并最终消亡,也就是说这一条件组合能够成为国家政府成功平叛的一个充分条件。通过对结合俄罗斯、印度和西班牙等国家治理族群叛乱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