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2003年开始至今，问责经历了十余年的持续发展。以十八大为节点，十八大之后的问责有了多维的转向，具体包括问责事件锐减、巡视组出场、八项规定问责和反腐败等。这些通过学习和适应、吸纳和整合、优化和升级、关门和封闭等机制得以实现，其中网络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八大之前的问责是以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包含了大量的民主元素，问责成果较为零碎。十八大之后的问责成果显著，采用的则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控权技术。问责的发展关键还是要解决“谁来问责”的问题。民主问责必须积极推进参与式问责。

简介：生态学与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中经常需要对数据做方差分析,在已知样本例数、平均数、标准差等样本统计量的前提下,如果利用Excel软件制作方差分析模板,既可为数据分析提供方便快捷的方差分析手段,也可为审阅论文数据时,如何判断其结论的真实性提供了新方法.图8,表2,参5.

简介：在生态学与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中经常需要对实验数据做双因素的方差分析,在已知样本例数、平均数、标准差等样本统计量的前提下,如果利用Excel软件制作方差分析模板,可为研究者提供方差分析结果的方便快捷手段,同时,也为我们在审阅论文数据时,如何判断其结论的真实性提供了新方法.

简介：为了探究新建电子废弃物拆解厂附近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与同源相关性,对上海某新建（2012年）电子废弃物处理厂附近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了分析,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对土壤中As、Cd、Pb、Cu、Zn5种重金属元素进行了测定,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地累积污染指数法对污染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除Zn外,该场区附近土壤As、Cd、Cu、Pb质量比的最小值均大于当地化工区土壤的背景值,其中As和Cd的质量比更高,分别为国家二级标准（GB15618—1995）的1.7倍和1.68倍。评价区土壤重金属的风险指数为392,属于强生态风险,其中Cd的潜在风险指数达到了285,具有很强的生态风险;As的风险指数为83,具有强生态风险;Pb、Cu和Zn具有轻微生态风险,应用地累积污染指数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通过重金属相关性分析得出,5种重金属相互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可初步判断均来自电子废弃物拆解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电子废弃物拆解过程的污染控制。

简介：通过对广西药用植物园内秋色叶种质资源、习性、园林应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调查范围内常用秋色叶植物约13科41种,其中乔木36种,灌木5种,落叶植物38种,常绿3种.在园林上的应用以群植、片植居多.在叶色上黄色居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广西药用植物园秋色叶植物应用的建议.

简介：主成分分析法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以江苏省的13个城市为样本,分别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两种方法所得评价结果差别很大;然后去掉两个城市,仅以11个城市为样本,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评价,两种方法的结果仍存在巨大差别,且同一种方法前后两次评价结果的变化有显著区别：层次分析法两次评价结果所得各城市的排名次序基本相同,仅南通和常州互换了顺序,但得分几乎相同;而主成分分析法两次评价结果差别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主成分分析法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中是失效的,主成分分析法不适于评价可持续发展能力。

简介：借助3S技术,以湘江流域1990年及2010年的遥感数据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为主要数据源,从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转变方向及土地利用综合程度等方面分析其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变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20年来,湘江流域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增强,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林、草地面积减少,水域及未利用地面积有所增加;（2）耕地向外部扩张侵占林地,林地主要转化为耕地及建设用地;草地面积减少主要是转变为森林;水域主要由耕地中的水田转化而来;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耕地及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增加主要由于湖泊沼泽化;（3）水域及未利用地增长受与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耕地和建设用地增长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引起的.因此,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下致使耕地递减、林地减少趋势缓和、水域增加以及未利用地中的沼泽地面积增加.

简介：分析重金属在＂环境-牛肝菌-人体＂系统中的迁移、富集规律,为牛肝菌重金属污染防治及食用安全评价提供依据。采用ICP-AES法测定云南野生牛肝菌及其生长土壤中Cd和Hg含量,分析牛肝菌对重金属的富集特征及牛肝菌的重金属含量与土壤的联系,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重金属Cd和Hg的来源;根据FAO/WHO规定的每周Cd或Hg的允许摄入量（provisionaltolerableweeklyintake,PTWI）评估牛肝菌的重金属暴露风险。结果显示,（1）不同种类、产地牛肝菌中Hg和Cd含量具有差异,菌盖中Hg、Cd的含量分别在0.92～16.00mg·kg^（-1）dw,4.97～24.07mg·kg^（-1）dw之间,菌柄的Hg、Cd含量分别介于0.46～8.2mg·kg^（-1）dw和2.11～22.08mg·kg^（-1）dw之间。同一种牛肝菌菌盖中Hg或Cd的含量均高于菌柄（Q（C/S）〉1）,表明牛肝菌菌盖对Hg和Cd的富集能力强于菌柄。（2）牛肝菌菌盖和菌柄对Hg的富集系数（bioaccumulationfactor,BCF）分别在1.72～19.12和1.30～6.40之间,菌盖、菌柄的Hg含量均高于相应生长土壤的含量,其中采自楚雄永仁县的铜色牛肝菌菌盖的Hg含量是土壤的19.12倍,表明牛肝菌中的Hg不仅来自土壤,根据山地＂Hg诱捕效应＂及云南大气Hg升高的相关报道,可以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的Hg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3）牛肝菌菌盖、菌柄对Cd的富集系数分别在0.16～1.82和0.07～1.67之间,多数牛肝菌的Cd含量低于土壤含量,表明牛肝菌中的Cd主要来自生长土壤。（4）假设成年人（60kg）毎周食用300g新鲜牛肝菌则多数牛肝菌菌盖、菌柄的Hg摄入量低于PTWI（Hg）标准,Hg的暴露风险较低（假设未通过其他途径摄入Hg）;食用300g黑粉孢牛肝菌菌盖或菌柄摄入的Cd达到0.722mg和0.662mg,超过PTWI（Cd）标准,食用有Cd暴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