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公益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而我国目前的行政公益诉讼,还普遍存在着相关法律缺失、原告资格范围狭窄等问题。笔者作为我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涉及行政公益诉讼的举报材料,但往往在初查或侦查的过程中发现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检察机关及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应当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这是理论和实务中都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简介：SIFIs的道德风险、不公平竞争及负外部性等会导致SIFIs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故SIFIs监管制度的核心是平衡SIFIs与非SIFIs、SIFIs与金融消费者、SIFIs与SIFIs管理层、SIFIs与SIFIs股东及债权人、SIFIs母国与东道国等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的法律路径是重新调整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之间的法价值平衡。危机后的SIFIs监管改革就是围绕上述平衡所进行的规则创新。这些创新启示着我国应基于上述平衡借鉴国际经验完善SIFIs监管制度：确定SIFIs认定规则并课之以特殊义务；扩大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并课以SIFIs金融消费者保护义务；以管理层薪酬控制为重点完善SIFIs的公司治理；以金融市场约束机制为重点完善SIFIs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依据合作与对等原则完善SIFIs国际监管协调制度。

简介：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备受关注而法律规制制度尚处在探索之中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反竞争审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垄断认定中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2008年生效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提供“如何”规制的具体制度规则。以已有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则为基础，结合知识产权许可中的特殊问题，构建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是有效解决实践中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案件纠纷，并及时推动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走向合理与科学的重要途径。该框架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确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竞争损害”标准；二是界定知识产权许可限制涉及的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创新市场；三是选择基于“区别对待”的分析工具和基于“利弊权衡”的四步检验法。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罰条例第二条規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損害公私財产,情节輕微,尚不够刑事处分,依照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罰的行为,是違反治安管理行为。”在这里,法律規定了違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定义,并且揭示了違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別。

简介：《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纳入保护范围,却未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予以立法释明,这一立法缺陷不仅带给司法审判一定程度的尴尬与困窘,而且不利于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予以合理界定。而界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除需要了解其外观特征外,尚应当考虑空间、时间、情感、经济与生活等几个方面的共同要素,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因其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别的个体要素,从而合理确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的应然范围。

简介：交通管制规范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不仅关涉法院的相关裁判标准,更涉及公私法规范之间的制度配置和衔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交通管制规范如何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认定中发挥作用,法院并无清晰、明确的立场。违反管制规范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而实践中责任认定上的混淆则是源于对管制功能和侵权法功能的错误定位。基于此,结合具体适格的交通管制规范,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审查为核心,就成为管制规范进入侵权责任认定的合理途径。

简介：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否定农民土地私有权而建立的资源摄取的权力管道。在重建土地个人财产权的时代背景下,既然无法恢复集体化之前的所有权,就只能以使用权的方式重建新的财产权体系。这就要求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尊重土地使用权益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土地的国有化,由国家依法建立统一的土地财产权。

简介：土地用途管制权乃是土地用途管制行为的法权表达,其构成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体系架构和规范展开的逻辑基础。目前,学理上围绕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这一最为基础性理论命题之界定,呈现出明显混乱、分歧甚至错误的状态,亟需正本清源。遵循法教义学研究范式,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乃是指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设置的一项实定法权力,其本质是对农用地之开发权的限制或剥夺。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分别是由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规制,而无需对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法权内涵进行扩张性解释来替代前述制度的管制功能。唯如此界定,方能正确厘定这一权力的内涵和边界,实现其在法秩序上的脉络统一目标。

简介：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简介：台湾地区生产食品的大企业A公司,其生产的水密桃汁饮料产品自1991年开始陆续行销大陆市场。其后,A公司发现大陆某些厂商仿冒其外观设计图案,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之规定,以大陆B公司因仿冒行为而构成侵权向大陆法院起诉。在诉讼过程中,经查该水密桃汁之外观设计已于1993年经大陆C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申请,经专利局批准授予外观设计专利。B公司生产的水密桃汁系C公司转让取得外观设计使用之权利。台湾A公司在起诉时主要理由为大陆

简介：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具有密切关联,后者是保障前者实现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力量。规范隐退论破坏了法治的最低形式限度,也是对法教义学的背离。刑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正是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的典型代表。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一直以来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关注的重点,该问题经历了无罪论到有罪论的发展变化与理论争议。然而,有罪论既是对刑法规范的消解,也是对刑法教义学奉现行刑法规范为圭臬之主旨的违背,它破坏了形式法治的安定性,迁就了功利主义却抛弃了规则主义,满足了实用主义但违背了法实证主义。根据中国刑法所采取的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实在论＂,既然＂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确立了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依据,因而＂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成为必然的结论。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确保形式法治至上,并确立法教义学的基本视角。

简介：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问题到2002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度过了十个春秋。该法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的实践和滞后的立法之间的矛盾使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简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7条的＂规定＂的两种不同理解,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抽象行政性垄断概念。以第37条为文本,实质意义上的抽象行政性垄断,系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措施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其认定标准应当包括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的再认识和对＂规定＂的新理解两个方面,因此,建议从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积极行政、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等角度,来实现对抽象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