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经济行为，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存在化解风险能力弱、获得公共资源少的“剪刀差”，因而，需要评估其投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控建议。运用层次分析及回归分析，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抽取了两大类、八个主项、二十个分项、十二个量化指标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风险等级化、专家意见采样、SPSS统计分析等实现了风险指数的初步评估。结合评估意见，建议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有效建构包含有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防、风险排除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重点防控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等高风险。

简介：2014年3月28日，广东警官学院副院长夏蔚、科研处处长陈普宪等向广东警官学院法医昆虫学研究所、应急指挥与谈判研究所、警务心理研究所、物证科学研究所、信息侦查研究所、公安应用语言研究所等六所新研究机构负责人授牌，一批新研究机构正式成立。在授牌仪式上，夏蔚副院长对研究机构提出三点希望：

简介：2012年6月14日通过的《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我国首次规定气候资源属国家所有〔1〕,一经公布便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公众从这一规定的合法性、立法意图、对公民实际生产生活的可能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诸多质疑。除这些方面外,

简介：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走访调研公众参与现状得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保障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敢＂;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愿＂;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会＂;沟通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能＂;评价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知＂。因此,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教育、沟通和评价等机制,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

简介：近年来以平台为核心的电子商务市场出现的法律问题,越发地受到人们的指责和关注,究其原因在于电子商务的兴起,不仅激活了世界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出于监管的边缘,给社会总体福利抹上了灰色的阴影。虽然电子商务有效地是零售竞争的问题,正在运营中的动态明显地不同于比较传统的零售市场。其显著特点包括主要的平台跨不同行业进行交易行为的出现、更大的透明性、收集和使用数据的剧增的重要性、算法竞争机制的使用。电子商务的增长有潜力增加零售市场的竞争、极大提高消费者的选择和促进产品经销的创新。然而,某种动态竞争也促进了企业经营者的限制竞争的协同行为和单边行为。广泛地考虑电子商务市场内潜在竞争法的关注,其焦点特别集中在纵向限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根据国内外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提出平台限制竞争的行为规制措施,可以超出竞争法的视域,采取特殊行业、消费者保护、数据隐私为标准的规制方法。

简介：第三方支付行业蓬勃发展,交易额呈井喷式增长,资金的流入与流出产生的时间差,使得一定金额的资金沉积在支付平台,因而积累了大量的沉淀资金。此前的分散管理体系难以保证巨额沉淀资金的安全性,不仅存在沉淀资金被挪用的风险,还使得支付机构变相行使跨行清算职能。对此,"集中存管"新规的出台,能够在网联平台技术支持下实现监管的透明化和集约化。但是绝对的安全易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当"集中存管"体系成熟后,建议借鉴证券市场中申购冻结资金利息收入纳入基金的做法,并参考美国、欧盟监管体系,建立消费者保护专项基金或存款延伸保险制度。

简介：宁强县第一初级中学,重视依法治校,特别是突出学校法制教育,专门成立了法制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崔文毅为组长。常抓不懈,有效的保障了正常、健康的教育秩序。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结合校情,实施防控并举,从措施上杜绝青少年违法犯罪。崔校长坚定地说：＂要把我校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控制为0。＂

简介：本文认为现代行政就是服务行政，行政主体的行政就是公共服务，公务员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职员；服务与合作、沟通与回应，既是当今各国政府管理方式改革的方向，也同样是我国行政法理论改革的重要内容。

简介：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特区租管地”的尝试是“一国两制”的突破性创新,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导向。归因于“特区租管地”租赁与管辖的双重法律属性,特别行政区对其的治理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为前提,适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原则,并以租赁合同约定为依据。故而其设立也当经由议案的“提出”、“审查”、“批准”,遵循严格的程序。以澳门政府横琴用地为代表的这一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内陆与港澳地区实现双赢、互惠、多元参与的开发与合作,具有继续推广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公司高管薪酬积弊重重，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薪酬之高，而在于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关联度低下，而且缺乏有效的程序来制约董事会的恣意。另外，过高的薪酬吸引着大量有天赋的人才涌入商学院，未能从事其他社会价值更高的行业，从而减损了社会福利。然而，市场自身力量理论、最优合同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等均无法全面解释高管薪酬之高企。事实上，公司的自我拉抬偏差、商业判断原则对高管薪酬安排之庇护、法院因无力对高管薪酬的妥当性予以事后裁断而不愿介入相关纷争、谋求政治资本最大化的立法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以及有关公司法律的“信任型”特征，均使公司高管薪酬的制约力量极度弱化。由于诸多因素极不确定，要求以确定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法律在这些方面做出应对，其限度至为明显。

简介：清代后期,当事人“缠讼”、地方官府中案件积压、地方官频频“清讼”等现象并见于世。本文基于对数起“缠讼”案件的考察,指出无论主观动机为何,“缠讼”者在客观行为上通常表现为基于某一事实认知和道德观念,反复请求审判者确认事实和做出道德判断。然而,清代后期各省上级官僚机构在考核、评价下属的承审行为时,“审判者是否有效地回应了当事人的诉求”并非唯一标准,而且部分省份在评价时明显更倾向关注审结数量。承审考核行为的失衡不仅可能导致承审官片面追求结案速度,也无益于积案问题的解决。

简介：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司法审级中的＂上控＂与＂审转＂违反了＂上诉审＂的经济学原理,但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来源于古典司法复审的＂政治治理＂功能,并且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有效率的信息机制与＂组织替代＂,回应了古代社会低成本地获取地方治理信息的难题。但这些理论上合理的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并且一直存在于当下中国的审级制度之中,其根本的解决进路只能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基础上超越科层化的制度分工与审级分工。

简介：无论是英美“起诉状一本主义”还是意大利“法官卷宗”移送制度，都对辩护律师证据知悉权的实现不起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证据知悉权因完全依赖于控方卷证移送而受到“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的压制。辩护律师证据知悉权只有摆脱控方卷证移送方式的绝对控制，获得自身的独立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

简介：今年以来,山阳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853＂工程建设,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大力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深化治安行政管理改革,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科技引领,不断筑牢精确化立体化防控网络山阳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立足县情实际,挖掘社会潜能,提出了＂企业投资、政府租用、公安管理、资源共享＂的信息化建设新模式,引进企业投资2000余万元,在城区、城镇集贸市场、重点路段、

简介：受条件限制、主体分散、信息封闭等因素影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存在保管不规范、移送不顺畅、库存积压大、实施监督难等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的移送及管理有“直接移送、各自管理”“书面移送、公安代管”和“书面移送、行政管理”三种模式,但在法理上均存在弊端。借鉴域外证据保管链和犯罪收益追缴制度的经验,上海市J区以共管为基础,以平台为支撑,以数据为媒介,以监督为保障,建设公检法涉案财物统一管理信息平台和保管中心,探索“书面移送、三方共管”的涉案财物管理模式。推行公检法涉案财物共管模式,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观点转变,完善联席会商、社会保管等协调保障机制,加强新旧办案管理系统、信息平台与保管中心、财物管理和信息公示等信息化建设衔接机制,完善日常检查、定期通报、问责追责等监督机制。

简介：《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了著名的诉诸司法权利(therightofaccesstojustice)原则,它表明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能拒绝公民寻求司法救济。诉诸司法是人们寻求国家法律保护的一种有效手段,其本身就是一项基本人权。这项权利能否满足人们实现维权的目的?实践证明,司法不公乃至司法腐败的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造成司法乱相、治安无序的主要原因。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人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方面的有效保护,很有可能会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将不复存在。因此,构建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首要环节,就是要确保司法公正,而这正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简介：基于互联网提供劳务是否应认定为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存有分歧。作为此类争议的典型代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判决Uber公司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其所依据的Borello测试体系并不代表美国法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准。成文法国家提炼＂从属性＂概念并构建相应的审查标准,且通过司法经验已形成裁判要点。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不应当认定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属于劳动关系。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需作动态调整,同时应避免劳动关系的泛化。

简介：为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杭州市信访局坚持克难攻坚，于2007年起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大与媒体合作的力度，借助媒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表达与舆论监督功能，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的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以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维护群众权益为核心的信访工作机制。从几年来的实践情况看，这一工作机制对于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树立民本政府形象，增进政府与社会信任度，营造社会和谐氛围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