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政府的缘故而产生的环境外部性的非内部化是普遍可观察的事实。本文讨论了它的两种重要类型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体系、以适当的制度保证公民的评价能够影响官员的政绩考核和任命过程等。

简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分工模式及演变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利用1995—2008年中国分地区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传统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两种不同模式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和特点。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迅速，但是受限于在该分工模式中相对不利的发展位置，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要明显小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进一步分区域的分析表明，无论哪种分工模式，其对中国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表现为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简介：12月18-1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理事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课题组、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现代天主教神哲思想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及中国国内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近30人参加会议。会议以“中国视角的道德与责任”、“西方视角的道德与责任”、“道德、责任及全球化”、“道德与责任”为主要议题，就当前世界面临的种种价值问题、当代伦理道德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如何进行当代视域下的价值重建进行了讨论。

简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因其内在的属性冲突而面临着民主赤字的批评，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行政法理论视之，建立“参与式立法模式”，并通过利害相关方权利的明确、实施信息公开程序、确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家理性与问责机制，是矫正国际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可行途径。

简介：12月13～14H在复旦大学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20余家单位的50余名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现代性与中国精神”进行了跨专业、多视角的深入交流和探讨。

简介：本文在考察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句的非真值条件意义的再处理设想，即缩小“隐涵”范畴，扩展“语义预设”范畴。具体言之：解散隐涵集合体，只保留特殊会话隐涵，即“隐涵”等于“特殊会话隐涵”；取消“规约隐涵”概念，把它归入语义预设（强规约隐涵归入典型语义预设，弱规约隐涵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取消“一般性会话隐涵”概念，把它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预设”概念的外延扩展后，其分类系统则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再分为典型语义预设与非典型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再分为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和实质性条件语用预设。

简介：儒家文化作为统摄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的文化形态，尽管在20世纪初其政治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并没有被截然切断。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功利性目的，可以说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转型时期梁启超坚持的文学“开启民智”理论和王国维强调的文学艺术“审美自治”观，应该说和儒家文化的文学功用论的深层结构是同构的。

简介：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存在着性恶、性朴之争，以及调和二者的观点。但以上做法均对《荀子》文本做静态的理解，往往取《荀子》某一篇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排斥观点相反的其他各篇，或将不同篇的内容强行统一在一起。其实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

简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简介：在西方，人文主义并不与宗教截然对立，而往往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所谓人文主义与宗教相互对立的观念本身是一种误解。孔子和儒家学说无疑是一种人文主义，同样，这种人文主义与原始宗教性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孔学和儒家的人文主义主要来自于宗法文化背景，即亲情关系和血缘伦理，其原始宗教性正是将这种人情、世俗内容上升为宗教态度和情感，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这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人文与宗教相融合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可称之为宗法人文主义。

简介：7月27—2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美国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协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1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这一主题进行了多视角探讨。吉林大学孙正聿、台湾辅仁大学陈德光等32名中外学者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简介：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甚至曲折的过程,应当结合本国实际,辩证地对待本国的制度遗产,注重营造新制度运行的环境,努力开展制度创新.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经验性的分析,认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但付出了过高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犯了理想主义错误.普京试图建立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国家政权和强有力的国家调控体系,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

简介：江苏实施“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对社科发展提出了由大到强的现实要求，确立了建设“五大高地”、实施“五大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由大到强，江苏注重推进决策咨询能力建设、学科创新体系建设、人才高地建设、发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江苏实践经验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建设必须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自觉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加快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研究体制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以优势学科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发展特色地域文化为重要使命。

简介：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民族认识的探讨阐述中华民族论中所蕴含的内在化了的帝国性。为此本文把当时中国人的民族认识分为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进行探讨，并阐述容满立宪派和排满革命派的民族论为什么及如何都只能归结为民族帝国主义和单一民族论，并由此把文化民族作为反思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论中所蕴含的帝国性的理论对策加以关注。

简介：在多元交错的社会空间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关涉到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沉浮。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主要是从经济绩效的提升与宣展、意识形态的传承与超越、公平正义的坚守与追寻和民主模式的建构与拓展四个层面上展开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多维审视，以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探寻并积极拓展、开发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夯实执政地位打开更为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简介：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部哲学规划》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即公开性公式，一直以来，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不论是中译还是英译都存有较大偏差，国内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译文也不例外。何先生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存在着几处严重的误译，这几处又恰恰是理解康德这一公式的关键所在，而准确的译文建立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对这一公式中容易误译的行动的准则、公开和不相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公式的翻译，从而更加深入对康德这一公式本身的理解。

简介：8月16—17日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承办。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和深入探讨。主要议题有：复杂性与社会治理；大数据、云计算与复杂系统科学哲学；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互动与复杂适应系统。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以伦理心境诠释性善论是我多年来读解孟子的重要理路，但仅此尚不足以完全破解性善论之谜，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回答伦理心境何以对人天然有吸引力以及伦理心境以什么为依托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肯定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正确处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的关系，是解说性善论必不可少的功课。

简介：10月18—19日在奥地利格拉茨召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委员会主办，奥地利儿童哲学研究中心、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承办。来自近30个国家的200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对待在文化、教育、社会正义和机遇平等等方面由全球化引起的一系列挑战，加深人们对这样一种立场的认识：只有当人们对文化多样性持同情的态度并表明对人权的信念时，开放和成功的对话与交流才有可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