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简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用经济的硬实力支撑文化软实力,用文化的软实力引领经济的硬实力,才能双轮驱动,比翼双飞。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重塑山西形象”,也要从源远流长的山西地域文化中汲取力量,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积累“二轮修志中”的重要成果,完成“十二五”全省地方志修纂的重大规划课题,于2013年1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联袂出版了4钜册4589千字的《山西省乡镇简志》,这是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认真评阅一番。
简介:依据与铁路运输之间关系的有无及其大小,可将华北集镇分为铁路沿线集镇和非铁路沿线集镇.随着铁路运输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唐山、焦作、秦皇岛、驻马店、漯河、泊头、张店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铁路沿线集镇迅速发展,而除龙口、兴隆等少数集镇外,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非铁路沿线集镇在1937年之前却呈现不同程度的衰退之势,并对周边乡村社会变迁产生影响,铁路则为重要致因之一.这表明,在利用交通因素推动区域社会变迁时,必须充分发挥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运等不同交通方式的特点,形成布局和层次结构合理的交通体系,从而推动区域社会协调有序发展,避免再走一个地区的发展以另一个地区的衰退的路.
简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观点各不相同。本研究基于对南疆莎车县维吾尔族村落的实地调查,细致梳理了当地村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以及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知,最终得出结论:当地人的国家意识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家的宣传和教育,另一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国家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框架下,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落实国家政策,都充分考虑到当地人的民族身份。当地人在接受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会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弱化国家认同。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措施本身就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当地人民族认同感的加强,实际上是对国家认同增强的体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于人们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冲突。
简介:明末清初的粤东北地区,先是发生地区性的动乱,后为全国性的王朝更替之乱,社会动荡不安。崇祯元年(1628),镇平县发生苏峻等“五总之变”,引起粤东地方社会动荡,一直延至明末。明亡后,粤东土豪竞起,先后有江龙、刘良机、吴六奇等占据程乡、大埔。至顺治八年,始归人清朝版图。但至顺治十年,又经历郝尚久反清复明之变。而在沿海,郑成功的南明势力与清兵在潮州地区进行了长达9年的拉锯战,直至康熙元年(1662)据守南澳的郑军将领陈豹向清朝投降。康熙十二年又卷入“三藩之乱”,潮州再次成为主战场之一。直至康熙十六年,刘进忠投降清朝。康熙十九年清兵攻克达濠寨,丘辉逃往台湾。从此,清王朝对潮州的统治终于得以稳固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至此,粤东地方近60年的地方动乱局面,终于结束,地方社会秩序渐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