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西部地区民族宗教特征及世纪之交全球民族宗教冲突浪潮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特征鲜明突出。

简介：两年多来,苏联在亚太地区推行新政策,采取灵活的做法,已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联同一些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但至今进展不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苏联迄今不愿放弃它同美国抗衡的地位和既得战略利益,难以大幅度改善与亚太国家的关系

简介：在东北亚地区,只有朝鲜不是《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其他国家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内享有不同的地位。专家把核武器的扩散分为纵向扩散（即核武库的逐渐增加）和横向扩散（即核大国数量的增加）。目前,东北亚地区核武器纵向扩散的威胁可能来自外部干预势力,如美国。此外,还有中国和朝鲜,它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有核国家。

简介：

简介：<正>1982年3月29日至31日,印度著名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和印度国际中心,在新德里联合主办了“印度安全战略讨论会”。与会者是印度“脑库”中之要员,有议员、理论家、记者、在职及退休文武官员共约60人。会议的宗旨是根据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研讨印度的安全概念和安全组织,外部威胁,以及印度应采取的对策”。印度外交部为会议提供了素材和提供了建议,讨论情况“不向报界公布”。

简介：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简介：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东盟国家与日本建立了联系紧密的经济关系。但自2000年以来，随着东盟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订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后，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也在不断地扩大与深化（如2005年以后中国成为对老挝投资的最大国）。

简介：随着金融经济危机后众多国家步人调整与发展竞争新阶段，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也难免经历某种深刻重塑与转型。随着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放眼长远，特别是要充分估计到中美关系将在10年后迎来高风险期的可能性。

简介：本文探究东南亚各国华人在变化的更大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和经济的理论视角来审慎地评价文化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应通过幼稚的文化主义公式化，而是可以通过探究在当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来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简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简介：欧盟东扩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上的一件大事，中东欧的10个候选国将被纳入欧盟的范畴，这对于欧盟现有成员和中东欧国家本身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使其对外贸易地理流向发生变化。本文从欧盟对外贸易在区域内外的分配和区域外部各国问的分配两个层面对影响贸易地理流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抗淹没在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定义也随着这种宏观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着巨大变化，从最初强调军事安全逐渐转向重视多元安全拓展。西方学者就此明确指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难以成为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