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重心在基层,重点在农村。近年来,村庄乱象倒逼地方政府创新,进而形成富人治村规则,但在村庄利益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治理需要在复杂制度成本和富人治村分利格局中寻找平衡。本文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聚焦"法治中国建设的村级样本"浙江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通过对县乡村关系视野下宁海36条实践全过程的梳理,力图展现出东部沿海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中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实践逻辑及其与联村干部制度、涉农资金整合等制度关联的完整图景。研究表明,制度创新需要与之高度契合的社会基础,制度推广需要考虑其社会基础之上的制度成本,制度运行的实践逻辑是在县乡村关系的完整链条中展开,制度关联创新也需要服从于整个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简介:“问题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孙立平的一篇文章[1]。在文中他指出,作为研究者我们很难从村民的相互称谓、抽烟聊天等平静的生活场景中,洞悉和研究村民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在本文中,“问题化”乡村就是指这样“有事情”的村庄,即存在干群冲突的村庄。在“有事情”、存在法律纠纷的村庄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镇、村庄和农民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被激活、凸显出来。所以选择“问题化”村庄来做研究,更能把握住隐秘在农村日常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的关系,本文就是以“过程—事件”[2]动态的解释来展示这些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对“
简介:一.引言政治人即由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态度所体现的人的政治特征。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人特征因受到浓烈的政治气氛熏陶而表现出整体的超强政治化色彩,那么,本个案的考察说明,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当代中国村庄社会,村民在社区公共参与中的角色及相应的公共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村民因在村庄治理中所饰演的不同角色,其政治人特征从总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的趋势。即一方面是一部分掌握优势社会资源的村庄精英群体与村庄公共权力形成密切和较为密切的关系,成为影响村治的最直接力量;另一方面是距离村庄公共权力较远,不掌握优势社会资源的普通村民,他们从事社区公共参与的频度比人民公社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