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施罗德总理提出德国要建设精英大学的呼吁后，联邦教育研究部长埃德尔加德·布尔曼随即提出要“建立几所世界一流的顶级大学”的设想，随后又根据各方反映的意见，提出了具体计划：由联邦政府每年投资25亿欧元，自2006年起，重点投给经遴选的约五所大学，每校每年5千万欧元，至少五年，同时，各州也筹集相应的资金投入，促进建设顶级大学。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联邦和各州终于对组建顶级大学的资助方案达成一致：在各校特色科技领域基础上资助顶级大学，以促进高校结构上的继续发展；支持创建精英中心以促进尖端研究；形成科技领域的精英网以促进精英队伍的建设；设立研究生院以促进科研后备力量。

简介：德国近20年来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温室气体排放稳定下降的脱钩趋势，其中东德地区经济衰退因素对德国整体减排有重要贡献，但德国的低碳转型确实取得了积极进展。尽管东、西德地区的脱钩表现和原因有所不同，但基本都符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规律。德国实现这一脱钩的主要经验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等措施促进了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长期渐进地调整能源结构降低了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尝试采用多种手段传递价格信号以引导低碳转型，普及绿色环保理念，使低碳政策获得广泛的民意和政党支持。这启示我国的低碳转型应当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整体的效率，建立经济、安全、环保的能源体系，普及低碳意识，同时注重发挥税收手段在引导低碳转型中的作用。

简介：针对欧盟各国对浙江省直接投资的现状,展望了欧盟在浙江省直接投资的机遇,同时分析了欧盟对浙江省直接的投资趋势,并提出了浙江省今后进一步吸引和利用欧盟直接投资的对策.

简介：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东部地区的就业问题日趋恶化。其主要原因是过快的经济和货币联盟摧毁了东部地区原有的经济体系的合理性，造成了生产销售秩序的彻底瓦解。而年龄、性别与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形成个人与地区就业问题的差异。解决就业问题，乃至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腾飞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根据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预测，1992年至2000年需要1．3万亿马克的投资，而目前的实际投资额远远低于所需的数额。因此，必须改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障碍，拓宽企业市场，促进各层次的需求，同时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简介：德国大公司在华投资和合作前景广阔李长久德国大公司来华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１９９２年以前的１４年内，德国企业在华协议投资额累计只有５．４亿美元。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德国大公司相继增加在华投资，１９９４年，德国在华协议投资额达１１．５亿...

简介：本丈分析了7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大特点：联邦德国经济金融实力日趋加强以致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联邦德国的直接投资是量涌进美国．是由于美国是联邦德国投资者的具有吸引力的场所．马允的升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容克投资计划是新时期中欧构建合作共赢伙伴关系的新形式。中欧战略对接首先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互联互通与国际产能合作。目前双方已搭起了初步的合作框架，但对接进程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战略认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管理结构问题，以及欧盟相关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等。对此，中欧需保持和加强政策对话，通过多元化方式落实和推动多层战略对接，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此降低投资风险和保证对接合作的可持续性。

简介：西德在华投资企业的特点主要是：1．就其海外总投资及世界各国在华总投资而言，其在华投资企业的规模是较小的；2．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开拓在中国或亚洲的市场；3．成功率高；4．其企业往往是技术先进型企业，而往往不是出口型企业，但通常能解决外汇平衡问题，利润也较高……文章还从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分析了西德在华投资企业目前的困难、潜力及可能的前景。

简介：德国是制定双边投资协定的先驱，很多国家以其协定为范本。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投资者一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共识，德国及欧盟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德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角色转换，德国兼具了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尤其，在“大瀑布”案后，德国开始反思该机制的负面影响，对其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德国及欧盟越来越认识到了“投资者一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负面影响，立足于保障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与公共利益，对该机制表达了反对意见，提出了投资法院制度这一新设计。如何平衡好投资者个体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也是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简介：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更为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社民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物质主义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大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该党这一时期无法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最终提出了一个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纲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是其这一轮转型的主要标志。不断右转的社民党陷入了转型的定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