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安全意识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学界并未统一,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文化同质化。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既体现民族特性,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共性。全球性问题诸如人类面临的生态、资源、伦理等问题的凸显,迫切要求人类采取一致行动,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表现了人类文化同质性的特点。第二,文化全球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他甚至认为文化全球化的后果,
简介:现代美国的社会改革思想有一个独特和重要的源流,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在原则上,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始终努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模式之间找出第三条道路。天主教社会思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通常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有别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而是在承认现存社会模式合法性的同时,挑战那些全盘接受既定模式和认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和价值观念,敦促进行有利于全社会公共福利的社会改革。本文就美国天主教徒多萝西·戴和约翰·科特等人的社会活动和思想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展示,这些具有改革家理想的人士是如何将罗马天主教社会思想传统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如何影响到他们对劳工运动等社会问题的理解和处理。
简介:本文概括归纳了最近20多年来北美中国学界所流行的“新清史”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笔者认为,貌似巍峨壮观的“新清史”学术大厦决非建立在对于多语种文献史料进行审慎而严格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而对其学术著述进行分析评估的结果也表明难于相信该学者群业已具备了将传统的中国断代史研究与自伯希和以来得到纵深发展的内亚史研究相贯通整合的卓尔不群的考据兼综合的治学功力。实际上“新清史”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具及其依托的学术资源更多地来自各种以后现代面目大行其道的社科理论,他们还进一步将其整饬建构并打造强化成凸现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话语以指导统合其具体研究,因此带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趋时性而非传统汉学研究和内亚史研究共同讲求倡导的实证性。不妨说,就这一群体的学术共性而论,族性(ethnichy)/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真正构筑支撑起整座“新清史”大厦不可或缺的三大基石。故该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话语构建。
简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开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逻辑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中国既有疆域相对应,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也就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稳定的边界,这一民族符号符合中国社会整体利益,获得广泛认同,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符号阐发其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修正和限制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指引和塑造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从菲利普王之战到独立战争结束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属北美殖民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对于被印第安人掳获的殖民地人而言,这些叙事不仅是其建构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暗含了对自身角色与身份认同的理解。殖民地人运用清教、自由和权利话语,使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从"崇拜撒旦、堕落邪恶的异教徒"到"迷信愚昧、酗酒食人的野蛮人",从"好战残忍、热衷杀戮的嗜血恶魔"演变为象征"专制暴政、贪婪腐败的文化符号"。这种建构的复杂流变内含了野蛮与文明、宗教与世俗、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激发了殖民地人的危机想象与自我审视。它不仅加速了殖民地人对印第安人身份的排斥,还深化了殖民地人对自身特质的认知,促进了其身份认同由殖民地人、英国人向美利坚人的过渡与转变。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