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有意将党派势力移植进入大学场域,同时依凭大学教授的威信及声望,对学生加以感召和疏导,以维系战时大学校园的秩序与稳定。训导制即是教育部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举措。训导制初创伊始,除建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之外,还有赖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大党派在大学校园建立组织,编制网络。考察三民主义青年团浙大直属分团的成立过程,不仅动作缓慢,程序冗长复杂,在团干部的遴选与训练上,也没有统一严格的标准。因此,无论是在组织方式还是运动策略方面,都难望浙大左倾学生团体项背。在1942年初爆发的遵义“倒孔”游行事件中,浙大三青团员虽然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但其背后左倾学生团体“马列主义小组”所起的鼓动作用不容忽视。这种战时校园中的党派之争,一直延续到战后,且对国民党政权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
简介: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
简介: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成因,目前学术界存在理性主义与文化主义两条大相径庭的解释路径。前者采取"增量"视角,强调作为观念变迁动力机制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后者采取"存量"视角,聚焦政治文化延续性对于观念的制约功能。长期以来,泾渭分明的"理性—文化"二分法带来了研究路径的分野,但事实上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所代表的"理性增量"与传统政治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存量"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宏观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其背后的中观机制。本文认为,理性与文化因素均需借助社会学习、政治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机制才能对公众施加影响,因此以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对人教版第十一套中小学政治教科书和2002~2014年《人民日报》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理性增量"和"文化存量"并存,两者的相互对冲塑造着转型期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发生学。
简介: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一定是专制的;还有人颂扬古代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甚至提倡“尊王”、“忠君”,从而进一步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这些新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也遇到不少学者的商榷。“赞同中国古代政体者”的共同缺陷是以论代史以及概念、逻辑运用混乱,以致否定现代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行为和思想。论争中揭示出的一些问题,如儒家文化与专制主义王权的关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作用、古代帝王的历史作用等等,都是历史学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中国古代政体属于专制制度,应当深刻批判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