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认识主体是表象者。它以心智对对象作表象。感性纯直观和知性纯粹思维都是作表象。它们是经验性直观的表象和知性的一般概念思维的表象的前提、基底和条件。心智本身作为主体意识就有一种表象能力来保证诸表象的综合统一性,使所综合的表象确定地对应于客体,从而为认识创造了条件,使之成为可能。心智所认识的是物体的表象。表象是对物体的表象,是物体所有的。表象是由心智的结构和机能所决定的,但它们毕竟是这种机能施于物体后而呈现或者说给出的东西。表象又区别于物体本身。物体缘于同认识主体结成认识关系,进入心智的纯直观而被表象为现象,而物体本身独立自在,远比表象丰富。表象对于科学具有表征意义。"科学作为实践"的观念只是引发科学哲学发生"实践转向",不存在"实践科学观"取代"表象科学观"的问题。"表象"和"实践"都是对科学的内涵的把捉。
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本体论不仅仅是哲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更是一种哲学解答问题的方式。作为哲学所独具的思维方式,本体论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立足于实践开拓的哲学新视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去弘扬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是攫取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将集中反映了物质与意识对立统一关系的“人”作为理论观照的焦点。正是这一理论视角的转移,充分展示了新唯物主义既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又完全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全新致思理路。基于这一全新的人学本体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出发,建构起了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层面上更进一步地展现出了深刻的人学意蕴。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