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在近年来呈复兴之势。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定义、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的重构”,以求奠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微观基础”。埃尔斯特对于社会宏观现象背后“微观基础”的探寻,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埃尔斯特泛化了阶级概念,其阶级理论的“去政治化”无意中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佐证。而作为工具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缺陷致使他对马克思的文本和集体行动理论存在某些误读。
简介:马克思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神话,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人民主体思想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与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概括提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主体观犹如一根红线和精髓,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贯彻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简介: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发布为标志,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前者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后者是追求发展的知识化与人民化相统一的科学抉择。两个基本方略的统一,蕴涵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的实践创新。
简介: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在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又依赖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决定人的发展向度和发展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引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又分别从人的劳动及潜能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等多重向度深切关注人的发展,包含着以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人本意蕴,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宗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价值引领和理论指南。
简介:在打开全新战略道路的艰难战斗历程中,以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历史经验为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关键在于“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沿着邓小平打开的全新战略道路,迈向新的高度。对于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的老党、大党来说,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实事求是的革命风格是我们全部事业成败的头等重大问题。我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基本立场和方法,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简介: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脉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逻辑,即1978~1984年以调整农业经营机制为核心,1985~2005年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路径,2006-2012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我国乡村发展的现实观照密不可分。立足于历史和现实,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境界,党的“三农”政策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新突破,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明确了重点和方向,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实践提升到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体目标的新高度。
简介: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十分重要。这一战略的产生基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坚持把“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坚持农民主体论;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也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需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农治战略。
简介:邓小平城市治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把城市治理作为治理大西南的重大任务。基于城市治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邓小平确立了城市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在积极巩固城市政权的基础上推进城市政治治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加速城市经济治理;在服从于政治任务的大局中进行城市文化治理;协调各方改善民生为重点开展社会治理;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城市治理思想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即:围绕城市治理的中心工作全盘考虑问题;将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创造性融合开展城市治理;依靠和团结不同社会力量协同推进城市治理;以制度建设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性战略举措;将提高干部素质作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