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语言和地点是表明一个人身份的重要因素.本文探讨这两个因素是如何传递（signal）与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相关的各种归属意义的.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OutofPlace：AMemoir,1999）展示出这些意义的因地制宜,从而为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的分析元素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呈现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回忆录的标题被解读为地理意义上的＂地点＂（place）.作为英语习语,＂outofplace＂指的是一种尴尬和疏远的感觉,或者是指人在社会环境中没有归属感,被当作一个外人.文中对爱德华·萨义德的解读偏向于这一短语的字面意而非其习语意,以贴近巴勒斯坦政治,因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这一领域承担重要角色.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法瓦兹·塔拉布勒西（FawwazTarabulsi）所译的该回忆录阿拉伯文版的标题中,即＂＂（所在地点之外）.本文认为,语言和地点是巴勒斯坦政治中以交叉方式存在于自我层面的共同决定因素,并同其政治形成了一种三元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反而闭锁（occlude）了这一三元关系.

简介：欧洲是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的主要塑造者之一,是对华偏见最集中的地区和增强我软实力的主战场,兼之欧洲政治草根化和民意影响浓厚,欧盟又将自身定位为民事力量;同时,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双方摩擦主要在经贸和人权领域.因此,对欧公共外交在我公共外交全局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欧公共外交来调和乃至消弭中欧之间的误解是对欧外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我国比较早开展公共外交研究的学者,又曾担任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回国后发起成立中欧学术连线,王义桅高级研究员的所思所为,对认识对欧公共外交意义、探索对欧公共外交新思路,具有独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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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多边合作低效的国际背景下,金砖五国机制要发挥作用,就需要与时俱进、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开放、加大自由,增强互联互通能力。这个过程需要一步步地通过合作共赢的实践来“事上练”:通过试点,不断地将成功的经验总结、深化并复制、推广,塑造认知习惯、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最终达到团结共赢。智库的合作可以作为试点,通过在合作机制与内容建设上进行创新,并将由此形成的合作模式外溢至更广的范围,从而形成合作模式与惯性。网络安全问题的急迫性、重大性,使它可以成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目标的首选项。

简介：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中,政治报道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经济、社会方面的报道比重则在上升.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绩效的报道有所转向.但它们秉持旧有的偏见并为了迎合美国受众口味,经常在报道中强调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国也应坦然面对西方的一些负面报道和言论中某些长期的顽固思维,逐步加强自己的声音,实现有效传播.

简介：“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规划,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博大心胸和良好国际形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路径,也为少儿文化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定下了基调。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分享了自己长期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从事少儿文化国际交流的心得和体会。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战略对接是过去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双边经贸关系深化的方向，是双边经贸关系从“边界上”合作迈向“边界后”合作的质的飞跃，必将为双方未来的经济发展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未来，中国—东盟需要在产能合作、互联互通和金融合作领域加大对接力度，从而共建中国—东盟共同的经济增长体系。

简介：阿拉伯半岛和中国间的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地理、经济、文化上的因素决定了两个地区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相互交流、融合的必然性，两地的交流往来自公元651年正式开始以来便从未间断。本文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献以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伊斯兰教兴起至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和中国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证实中国一海湾关系在最近十年的有力恢复是双方关系的一种常态。

简介：国家之间信任是正常交往的前提,维系和巩固信任是形成互利共赢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信任的维系和巩固则有赖于国家间达成共同契约(如国际合约、国际协议),这些契约的达成则必须依靠司法的充分协商与合作。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作为司法协商的具体体现,其为各国充分协商、凝聚共识提供了舞台。2018年中国举办的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亮点多多,与会各国既充分享受了现代科技为司法带来的便利,又着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贡献司法助力,此外中国法院自己的一些独创经验亦为会议平添不少亮点。

简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经济欠发达、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大国博弈、小国平衡外交以及民主化转型等因素都使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商业环境日益复杂,但通过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和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项目时的利益分配不均是企业承担政治风险的主要原因。相关企业应当落实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推行分散风险、利益均沾的投资模式,尽快建立自主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