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