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