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害性”没有揭示罪量要素的本质。罪量要素是违法的程度要素，既包括客观的违法要素，也包括主观的违法要素。但是，罪量要素不是责任的程度要素。罪量要素在立法上具有不可避免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罪量因素不是立法过于粗疏的表现，因为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语境依赖导致语义具有不确定性。罪量要素不是我国刑法的创举，其具有超越实定法的存在基础。罪量要素具有逻辑学上的划分依据，是谦抑主义的要求，也是刑事政策的技术考虑。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1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