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建康近郊的宋文帝长宁陵神道石刻,是其子孝武帝“于襄阳致之”。本文以此文献展开讨论,通过对建康、襄阳、洛阳等地陵墓石刻种类和造型的比较,指出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与洛阳有内在联系;西晋末期永嘉南迁之后,寄居襄阳的北方大族在丧葬制度方面可能保留了洛阳传统。至5世纪中期,宋孝武帝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提升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成为孝武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美术研究
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