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北京市郊区农民宣讲团的组织者、组织过程、宣讲者、培训者访谈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作为个体农民的文化传播实践,既是一个被引导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对农民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农民作为演讲者自身,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对乡村文化进行再生产与再传播,在乡村文化再生产与传播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制度引导和隐性的个体文化传播实践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也构成了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一种新路径。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