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卡斯特罗在参观深圳一家著名的IT企业时，忽然转身对江泽民说，中国一定要搞好农业。卡翁的话不是凭空而发，以中国年粮食消费量(约5亿吨)的巨大数字，如果粮食发生严重短缺，在大量进口之际，会抬升国际粮价，这对古巴这样的粮食进口国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显然，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自家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仅是对国民负责，也是在对国际负责。因此，中国的“责任”怎样才能“尽”到？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政策，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诉诸企业行为可能更有利于政治与政策层面问题的解决。在此前提下，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制度、团队与农业科技产业建设的大北农，正在从古老的中国农村深处解放与释放着巨大的潜力。它通过一系列的动作，使大北农成为一个集企业与学校、工作与生活为一体的“小社会”，这个“小小社会”对于探索新型的现代中国农村很具有启发性，加上大北农的几何级数发展，让人们对它抱有一种期望。而这期望的一个负载者，就是大北农的老总、人称“中关村农民”的博士邵根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