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一、西部大开发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全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何强等．《环境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从此，“环境与发展”就成为时代的主题。
　　“环境”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指出：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这是以人类为中心事物作出的定义。在生态哲学中，环境是生命有机体（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外部世界，即生命有机体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注：参见王进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40-41页．）这是以一切生命有机体为中心事物作出的定义。鉴于生态哲学从世界观上讲，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且其思维方式是以整个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对我们探讨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更具指导意义，因此，本文使用环境一词，均采后一含义。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针对西部生态环境恶化、东部市场饱和、西部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丰富而东部能源匮乏、西部的生态环境已严重制约着东部经济的发展、西部人口素质普遍低下又束缚着自身的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因此，大开发战略主要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西部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四个部分组成，策略行为包括保护自然林并扩大森林面积、退耕还林（草）以防止水土流失，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网的建设、通讯设施建设、西气（电）东输、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建议》对一年前所提出的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作了进一步阐述．）
　　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即野生动物种类的急剧减少。尽管个别种类受益于十年来有成效的保护，数量有所回升，如滇金丝猴和亚洲象。但减少是绝对的，回升却只是相对的。个别地区经过较长时期的保护，某些野生动物数量有所增加，但又马上采取捕杀措施，抑制其增加趋势。如重庆市巫山县野猪增多，市政府即批准捕杀10-20头。（注：参见2000年10月14日，《云南日报》．）
　　西部大开发，针对的是西部，但受益的是全国。开发的对象是中国西部，但目的是在焕发西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生命力的同时，为东部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创造良好的资源环境，促进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保护并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是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就成为保护并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探讨西部大开发与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也就具有全国性而不是区域性的意义。事实上，仅仅从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动和交换实际状况来看，局部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能促成其他地区野生动物种类的增加和数量的变化，例如，云南思茅地区二十年以前，就已见不到亚洲象的踪迹，重庆市早已没有野生华南虎的存在，但西双版纳州的环保，不仅使境外的亚洲象进入版纳，而且到达思茅；华南地区的环保，也使野生华南虎进入重庆地区；十多年前，昆明市民不知红嘴鸥为何物，而十多年来，湖滨河畔赏鸥喂鸥已成为春城的一道风景。
　　野生动物资源与人类及土壤、植物、水、空气等因素构成生态环境系统。这一系统正常协调的运转，是人类繁殖与发展的前提，而构成这一完整系统的各种因素无论缺少哪一环节，人类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其他因素赖以生存的条件。诸因素相互依存，才使生态保持平衡。而生态的平衡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乃至国家主权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我国野生动物的生存与保护，已成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严峻问题。以野生动物资源种类和数量拥有量独占鳌头而誉为动物王国的云南省以及作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主要生存区域的西部其他各省区，因受多民族杂居和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注：参见曾粤兴．《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几点建议》，载《云南法学》，1992-2期．）
　　西部省区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域，几乎各少数民族都有狩猎习俗，有的民族甚至以家中拥有的兽类颅骨的多少作为判断是否勇武、富有的标志。传统生活习俗养成了他们与野生动物为敌并随意加以捕杀的意识。同时，西部地区公民文化素质低下、科学知识贫乏，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需求量的增加和获利额的加大，滥捕滥杀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不断升级蔓延，导致野生动物物种和数量总体上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过度采伐、放牧、开荒、废气、污水等原因，西部地区森林面积锐减、土地沙化、动物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既使一些野生动物死亡或迁徙，又使以食草动物为食源的食肉动物因饥饿而伤害人畜（某些凶悍的食草动物也会因饥饿或其他原因伤害人畜，如亚洲象、野猪等），在一定程度上激起公民实施报复性捕杀。在认识上，人们一讲环境保护，往往只注重对土壤、水等非生物以及森林、植被等生物的保护，而很少考虑野生动物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注：例如陈泉生所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课题．《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着重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对野生动物在其中的影响几乎未见提及。法律出版社，2000年．）国务院《关于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决策》十个部分只有“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句话和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注：转引自江伟钰、陈方林著．《资源环境法研究及应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61-268页．）长期从事环境法研究的陈泉生女士尖锐指出：“按照目前约每年灭绝一个物种的速度来看，不久的将来随着物种的日渐稀少，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维持系统也将瓦解崩溃。届时，人类除了与之同归于尽，也许别无他择。”（注：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前言部分．）

　　不可否认，由于社会方方面面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保护这一终极意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着法制疏漏多，执法不严格，司法处置力度不够等等问题，刑法仅仅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实施的后备性法律，把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希望寄托在刑法上是不理智的，但刑罚手段的严厉性、暴力性的确有助于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取得成效。
　　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是保障和促进西部大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前提之一
　　如何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首先必须考虑立法的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纯保护主义受到政府的否定，（注：参见2000年10月14日，《云南日报》．）有限保护事实上成为立法的一项原则。因此，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既有区域上的设置，也有期限上的限制，还有保护对象的区分，如自然保护区的设立、禁猎区（期）的规定，保护等级的差别等。笔者认为，应当根据生态平衡的规律，决定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的指导思想。生态平衡规律主要有：
　　1、相互依存与制约规律。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之间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同群落之间，生物与环境、人类之间都普遍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态系统成为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过去，在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下，环境保护事实上让位于环境利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已明令禁止任何采伐天然林的行为发生，那么，根据相互依存与制约规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就相应应采取纯保护主义，或者说只宣强调“保护”，除科研、旅游、国际合作需要外，不宜再提倡对野生动物的直接“利用”。
　　2、物质循环与转化规律。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命运动的源泉。在开发自然的时候，必须注意提高能量流动的效率，同时，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换言之，应通过保护非生物环境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3、物质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输入与输出总体上是平衡的，若有某一方面的失衡可以通过其他方面进行补偿。生态平衡与稳定的标志之一是生物的多样性。因此，保护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就是指在开发利用西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保持西部地区生物与环境的协调，保持西部与东部地区生物与环境的协调，保持物种的多样性。换言之，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要限制人口的增长。
　　4、协同进化规律。生物适应环境，又改善环境，生物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共存共荣，是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这一规律决定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在某些时候，应当顺应自然，不应人为地改变。保持物种的多样性必须研究生物链关系。事实上，人类有意无意地使生态系统中增减某一物种都可能对整个系统的平衡和协同进化造成影响。（注：参见王进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60-164页．）例如，云南抚仙湖、洱海引进银鱼，却导致本地野生的抗浪鱼、金线鱼、弓鱼濒临灭绝。
　　在指导思想上，应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所倡导的是生态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共生以及协调等关系，它在主张自然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的利益，相反，人类处理好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则能进一步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基础上，重新确定环境和自然所固有的价值，并且应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思想，把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置身于符合全球环境和生态利益的要求下来考虑。（注：参见汪劲著．《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22-328页．）
　　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既要保障有益野生动物的生存，又要避免在消灭害虫方面束缚手脚；既要防止野生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对人类的侵害，又要防止人类借口有这种侵害的发生而对野生动物放开杀戒。如果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物种繁衍过快而危及到其他物种和人类，既可考虑增加相克的物种以抑制该物种数量的增长，也可考虑向其他需要该物种的地区适当转移该物种，而不宜授权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随意颁发捕猎证加以捕杀。
　　其次，应找出有关法律、法规已经显现的漏洞。我国西部乃至东部野生动物保护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支撑刑罚处置的法律法规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因此，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当弥补有关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在刑法中，非法狩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立法均采用空白罪状形式，这种罪状所参照的法规的立法质量，左右着相关罪名的认定难度。就相关狩猎法规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着保护范围过窄、罪状限制过多、犯罪情节标准模糊等缺陷，而林业部、公安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既不属于法规范畴，又属于越权解释，并且对水生野生动物未作规定，根据《刑法》第340条和341条的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狩猎罪，是指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相关法规均未解释“情节严重”的含义，事实上，使该两罪的认定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从范围上说，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牛野生动物。这一界定，与前述生态规律存在冲突。具体来说，不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是否意味着没有“生存权”？立法者是否考虑过：如果不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了，属于保护范围的野生动物还能生存吗，这样的立法是否有顾此失彼之虑？可见，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加以完善，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非法狩猎罪的立法完善
　　在罪状的设计与表述中，文字用量与修饰限制程度具有正比例关系，并同步决定着概念的内涵的丰富程度，反向决定着概念外延的范围大小。《刑法》第341条也如此。这是个具有典型的选择性要件的条文，对犯罪行为人非法狩猎的行为方式作了四项具有选择性的限制，并且将非法狩猎的对象限制为野生动物资源，这些限制，在笔者看来是不必要的。因为：
　　（一）“资源”一词，具有量的色彩，既容易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下不当抗辩的余地，又与“情节严重”具有语义上的重复关系；
　　（二）禁猎范围、禁猎期间的限制，既容易误导公民认为在此期间、区域外进行狩猎为法律、法规所允许，又与生态规律相冲突，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目的相违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设置，实属迫不得已的应急之举，而禁猎期间的设置，目的是让野生动物安全繁殖。难道禁猎期一过，就允许公民捕杀吗？当然不是，既然如此，无论《刑法》还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又何必规定禁猎期呢？
　　（三）这一罪状的设计，给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设置了障碍。有的学者认为，非法狩猎罪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明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而进行非法狩猎”（注：参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有的学者则将这种故意表述为“明知违反‘四禁’而故意进行狩猎”。（注：参张穹主编．《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这两种主张，大同小异，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在罪状设计中难见依据，而是刑法总则有关犯罪故意定义的演绎运用，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然而，在实践中，要求犯罪之构成以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为必要，可能恰恰使依靠刑法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在一些个案、并且是危害严重的个案上落空。比如，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除对宗教信仰中作为神灵供奉的动物加以珍视外，代代相传的习惯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由于久居深山，文化生活、信息传递十分落后，要求其对捕杀野生动物的违法性有认识，在他们看来正是天方夜谭。因此，笔者认为，宜将本罪的故意内容界定为：明知是野生动物而非法捕杀。
　　（四）非法狩猎行为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不同。从生态平衡的需要来看，人类适当捕捞、享用水产品，既是水产品相互平衡的需要，也是人类与环境相平衡的需要，但捕捞过度，则会破坏这种平衡，因此，对捕捞区域、期间、捕捞工具、方法作出限制，是完全必要的。
　　此外，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两罪客观上都是非法狩猎或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两罪的侵害对象却不相同，前者以普通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后者以陆生和水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保护对象。普通的水生野生动物则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对象范畴。笔者认为，立法上将非法狩猎行为因对象不同而规定为两个不同的罪名，除了使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罪名显得稍多一点外，并无必要。
　　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改变非法狩猎罪的罪状模式，采用简单罪状。空白罪状的一大弊病在于使刑法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制裁总是受到行政法的制约，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后备法而不是其他法律的附属法，刑法应有自身的独立性，刑罚权发动的空间应更多地由刑法本身来占领。而采用简单罪状可以使刑法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作出直接规范。此简单罪状可具体表述为：明知是野生动物而非法捕杀的行为。
　　野生动物种类实在大多，如我国现有的陆生脊椎动物就超过2300种。（注：转引自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国情研究第二号报告：开源与节约》，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除兽类外，还有鸟类、昆虫类，其总数量更为惊人，显然不可能把一切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均作犯罪处置，因此，从情节上加以限制是必要的，只不过司法解释宜尽早说明“情节严重”的含义。
　　至于非法狩猎的含义，简单地说，即无合法依据或者未经许可而进行狩猎。但这一理解的确过于简单，笔者认为，俄罗斯总检察院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有关解释颇有借鉴价值。他们对非法狩猎的解释是：“凡没有相应的许可证，或者违反专门的禁止性规定；或者从事狩猎的人员根本没有狩猎权（未满18岁、不是狩猎协会会员和不符合其他要求的人员）、虽取得许可证但并无必要根据；或者在非狩猎区、禁止狩猎的时期、使用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杀伤动物用自动捕猎器和夹子，活套、网和其他大规模捕猎动物的工具，用陷阱、模拟野生动物和鸟类叫声的电子仪器等）从事狩猎的，均为非法狩猎。”（注：参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文》（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18页．）该解释采用实质主义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原则，来判断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而对“情节严重”的含义，《德国刑法》第292条的规定也有参考价值，该条指出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含义是：“行为人以犯本罪为职业或常业；在夜间、禁猎期、使用圈套或以其他不符合狩猎规则的方法狩猎；数人持射击武器同时围猎。”（注：参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该条的启示是：可以把对我国刑法中的“四禁”内容的违反作为“情节严重”的表现形式。此外，《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58条将在自然保护区、在发生生态灾难的地区或者在生态形势严峻的地区实施的非法狩猎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规定，也可资我国确立“情节严重”的标准参考。

　　第二，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作为非法狩猎罪的结果加重犯。这不是笔者的空想，《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58条即采用此立法模式。现行刑法单设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许意在特别强调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但这种强调，也可能产生一个负面影响，即淡化对其他野生动物尤其是对人们不认为是有益的、有重要经济或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而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合二为一，既能矫正人们对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上的不当认识，又能突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因而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