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方面，陶行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完整而珍贵的遗产，无论从解决课程研制问题的角度，还是从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抑或是从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看都是如此。当然，陶行知说过，他自己没有时间完成理论叙述、整理和阐发的工作，这件事只好让以后的“傻子”去干。我们傻呼呼地研读了陶行知的著作后，确实得到了有关他在课程理论方面的这种印象。
爱满天下
2004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