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加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 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 倍；美元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 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1947年物价涨势更猛，特别是2 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风， 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 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 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约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 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去2／3～3／4；绸布店的呢绒存货被抢购一空，150万匹棉布只剩1／5。据估计， 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 "一天达27处之多"，最后范围扩展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注：千家驹编：《经济通讯》，1948年10月。）。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 于是整个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 角，一度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11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上海的物价已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000万元。物价总指数高达36,366×10[11]的天文数字。
（三）通货不断贬值。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抗战后中国通货不断大幅贬值，到后来基本失去了国内实际购买力。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