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理论指向。本文通过分析两者文化研究的不同路径，最终说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方法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赛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一

我们知道，自20世纪40—5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原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所以，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致使大众对“舒适”的文化的需求与儿童对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无二致，大众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只不过用娱乐的外衣掩饰了它的本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之所以用“文化工业”而不是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而“文化工业”则一语道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天机——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对商品最大利润的诉求，而且是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大众“自愿”受操纵的。其实，超越单纯的文化表象就学术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是关联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社会经验的处理，用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卷入到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及消费领域中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消极的、悲观的，得出了“现代大众文化”就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并以其大众文化理论对文化剩余价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始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1963年出版了《漫长的革命》，汤普森于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几本书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他们反对利维斯那种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的精英立场，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它文化现象的思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严厉地批评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即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们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经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所谓文化研究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以此他们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新一代代表性学者霍尔重新整合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并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并对北美及亚洲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80年代，费斯克、默多克等人又对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展开文化批判。他们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电视文化》、《解读电视》及《澳洲神话》等在英语世界乃至全球知识界产生深刻了影响。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主动性与创造性“抵抗”而著称。他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他明确地提出：“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可谓矛盾透顶。一方面，它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为大众所有，而大众的利益并不是产业的利益……” 为此他得出结论：“一种商品要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包括大众的利益。”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也不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是文化游击战中战术上的胜利者，因而对大众文化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他将大众文化视作大众“怎么做都行的艺术”，在他眼中大众文化是大众“权且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通过“电视的两种经济”的区分等系列论述，推进和深化了霍尔开创的“新霸权主义”文化研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从而将大众推至前所未有的显要地位。
如果我们把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伯明翰学派的产生放在一个宽广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后福特主义”时期。我们知道，后福特主义是以高度灵活和柔性化形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中，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柔性，柔性化的生产是建立在柔性技术和柔性工作基础上的，生产出大量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各自所占份额很小的个性化需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对峙，这一对峙也表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兴的大众文化之间，新兴的大众文化的代表就是美国文化产业的一些主打产品。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及E•P•汤普森对文化研究的初步目的是要保存工人阶级文化，来对抗文化产业对大众文化的屠杀。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保护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成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研究的一部分。这种研究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并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去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去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威廉斯和霍加特都自觉投身于工人阶级教育的事业，投身于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并把自己的文化研究看作是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探索。与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不同，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大都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他们的父辈大都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欧洲的工人运动，他们对工人阶级有积极的评价。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大都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只看到了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欧洲许多地区工人运动都失败了，他们看不到工人阶级会成为社会解放和变革的强大动力。其实就研究路径而言，伯明翰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有许多与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观点。如：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批评方法，来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通过积极响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斗争和运动，伯明翰的学者们聚焦于文化文本，包括媒介文化中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的相互作用。他们首次研究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它的文化形式对大众的影响。他们还聚焦于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使用媒介文化，来分析促使大众对媒介作出对比反映的因素。 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进行文化研究, 同时他们也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如霍尔，尽管他通常从叙述的角度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伯明翰学派所做的工作，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典型立场。像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相似，英国文化研究者们关注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关注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淡漠的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失败的背景。与法兰克福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大众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新的商品和媒介文化正在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新模式。

两种学派不仅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点，而且还把意识形态标准当作文化批评研究的关键所在。双方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模式，都认为文化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认为高雅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逐渐把视角转向媒介文化、大众阐释以及媒介产品的使用方面的反抗的成分，而法兰克福学派，除了一些例外，大多倾向于把大众文化当作意识形态控制的统一性和强有力的形式，这一差别逐渐扩大，并最终形成两种流派。
当然，在看到这两个学派的相同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他们把自己的视角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亚文化圈的潜在反抗因素研究。如对工人阶级文化潜在因素的评价、对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的评价等。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关注青年文化，因为青年能够提供反抗和社会变化潜在的新形式。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构成独特的个体和群体成员资格，并评估了在各种青年亚文化圈中潜在的反抗因素。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有关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也成了英国文化研究批评的对象，他们认为这种研究路径应该被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把文化看作一种范畴，并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尤其引起了更多英国学者的争议，因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而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遭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反对。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说得更明白：“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成一种强加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文化。无论这种强加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要求获利与市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或父权制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结果，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被说成是一种普遍精神结构支配的结果，都还是一种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的方法。根据平民主义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对于民众声音或多或少真实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强加，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 解通俗文化的不适当的他们认为，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人们甚至也应该区分媒介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功能，更应该认识到大众接受媒介文化产品所产生的独特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的使用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命运。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摒弃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同样，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和大众化的主动参与者。这种设想虽然明显带有主观的成分，但其本身却是异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本雅明已经开始了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媒介文化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的观点。在他看来，体育比赛的观众正在轻视裁判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所以，他认为，电影观众同样也能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但毕竟英国文化研究对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刻的。当今西方文化研究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即以远离中心的“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 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而无论哪一类研究都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
与法兰克福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没有充分地关注于现代派及先锋审美运动的研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仅限于媒介文化产品，仅限于成为自己后来工作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从所谓的“高雅”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似乎更希望聚焦于大众研究的合法化和媒介文化产品。但是这样的转型可能会牺牲对文化所有形式的先前理解，又一次把文化领域分为“大众”和“精英”两派（这恰好颠倒了传统上文化高低之分的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阻止了文化研究试图发展与历史“先锋派”有联系的某种文化的反抗形式。
20世纪60—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已经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他们把研究的视角投向诸如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日渐繁复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注意到大众文化、媒体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种族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建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他们接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早期文化主义在方法上相对的结构主义方法。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的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总结了这两种研究倾向：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改变了笛卡尔、康德的主体哲学所确立的“自我”，他认为这个先在的、本质的“自我”是个神话、虚构。主体性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我们用意识形态来想像自我的形象、文化身份，来看待我们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启发文化研究者分析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机构对个人记忆、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成为解释、说明个体经验的前提和支点。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此时，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重读，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葛兰西曾经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霸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激活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而将二者综合起来并出色地发挥运用的正是霍尔，他的成果影响了各国的文化研究者。

据迈克奎因引证，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逊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模式（生产—流通—消费—生产）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霍尔与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并没有一直坚持经济分析的观点，而且，大多数从事于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总体上脱离了政治经济窠臼。 在《两种范式》这篇文章中，霍尔摈弃了盛行于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但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研究是否可能？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没有陷入还原论的泥潭，但是仍然使用同样的文化经济相互影响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受到霍尔的赞同，但并没有使经济还原论或决定论成为必要。 一般来说，霍尔和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如：费斯克和迈克•罗比等，要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看作经济还原论形式，要么就忽略它。对经济还原论的总的指控一般来说是要避开政治经济的一种方法。然而，尽管许多从事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完全地避开了政治经济，但是霍尔的确在不同的场合还是谈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尔认为，把经济转型当作“第一情况”而不是“最后的情况”中的决定因素是可取的。但是，这与阿尔都塞强调经济状况的重要性的论点相比很少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是一种“独裁民粹主义”。该分析把霸权主义向福特主义乃至后福特主义期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向联系起来。但是，在他的批评中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经济和经济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过，自己从不放弃葛兰西“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内核”。但是，霍尔本人充分地把经济分析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工作中还难以界定。例如，霍尔在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问题时，提出用于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批评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论。他认为，全球化后现代代表着差别和边缘的开始，使某种解西方叙述成为可能。从文化政治本质来看，它也遇到强烈的反对：积极抵制差别，试图重建西方文明的准则；直接或间接地抨击多元文化；回归到历史语言及文学的宏大叙事，维护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文化种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的现象将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
因而，在霍尔看来，全球化后现代涉及到文化的多元、边缘、差别及排除在西方文化叙事之外的话语的开始。但是，人们能够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来反对这种阐释，即全球化、后现代只代表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在新媒介及技术领域的扩张；信息和娱乐在媒介文化的大爆炸代表着资本实现和社会控制的新的强大源泉。确切地来说，技术、文化和政治在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新秩序中具有多样性、多元性、差别及边缘话语的公开性，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和限制。这些公司正在成为新型文化的强大的独裁者，从而来威胁限制而不是扩大文化渗透的范围。
虽然霍尔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提倡开放，但是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同一化的约束和消解。的确，全球化媒介文化的这种限定特征正成为对抗性的力量，表现在同一与差异、同一性与异质性、全球化与民族化。它们互相影响、冲突、和平共处或产生新的共生现象，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文化产业，尤其是美国式的霸权。例如，在加拿大，电影院中大约有95%的电影属于美国；美国电视控制着加拿大电视；美国七大公司决定着音乐唱片的发行；报摊上出售的80%的杂志不属于加拿大……。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该情况则极其相似于美国媒介文化、商品、快餐和购物中心，因为由此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正以相同的方式风靡一时。全球化后现代的分歧和差异产生原因也应包括同一化和同一性的消解趋势——这些主题不断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强调。
在霍尔看来，有趣的问题是，随着进步政治对全球化后现代领域的侵入，该领域对边缘化和“其他性”也似乎的确在开放，但其结果却难以预料。事实上，全球化领域的建构受到了大财团和国家权利的控制。所以，要听到一种反抗的声音仍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荷兰，普遍存在着对公众开放的频道或国家资助的公开频道之类的现象。当然，人们摆脱主流媒介文化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在边缘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多元主义、多样性、新话语的开放性。但是，这样可供选择的文化几乎不属于霍尔提出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持有批判的观点，冲淡了霍尔对全球化后现代的过分乐观主义和自信。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都具有悠久的传统，各自的传统价值在新时期如何使用的问题也随之而起。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当前资本制度与早期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化日趋商品化和商业化，很明显有利于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商品化的观点，对当前局势形成自己的理论。资本霸权继续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宰力量，甚至变得更加强大。同样，阶级的差别在加剧，媒介文化继续高度意识形态化，继续使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平等社会现象合法化。所以，早期的批评观点，对于当代文化和社会这些现象的批评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格局，以资本与技术的形态为基础，产生了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新形式。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因为其产业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包括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不断地认为，技术极端的片面性和消极的视角将成为控制的工具---建立在韦伯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但是从一些倾向可以看出，具有解放和压迫因素的技术批评理论，正在成为可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拥有和控制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实际上也就拥有了控制精神生产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把文化产品放到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必须将各种文化作品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在某些作品种，是不断变化的消费和接受环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要关注两种流派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着重叠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又要看到它们各自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资源意义。在这差别之中，两派互相补充，要求后人提出新的观点，以便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化文化研究。当今，我们的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大胆质问摈弃政治经济、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能够表现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特色的其他概念。同时，我们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暴露出来的某些明显弱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仍然有可能成为重新振兴文化研究的必要动力。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的整合，即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媒介文化的颠覆因素、反抗亚文化及积极大众群结合起来。 前者是法兰克理论，而后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对政治经济的忽略会影响到文化研究，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媒介文化的一般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文本分析及大众对文本的使用。该使用受到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影响，因为媒介产品就像普通产品一样流通和被消费。
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与它在形成之初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入世精神不无联系。伯明翰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尤其是他们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反社会的亚文化的跟踪考察、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效。他们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阈限，对阶级、种族、性别做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并能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其实，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意义都是多维的，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现代性批判都有其借鉴价值。 七八十年代以来，如潮的商品包围了我们，资本的全球化切实地影响到个体的生存经验，文化研究者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像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所说，由学校、宗教、文艺团体塑造着个体意识，大众文化、传播媒体发挥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之外，更加投入地进行传媒、大众文化研究。他们大胆的借用后结构主义者，诸如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的理论，广泛地采纳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当代的文化研究就像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缀满了理论界的七彩宝石，希望将更加绚烂多姿的现象世界囊括进这件外衣中，这也许正是当今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