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思维

科学的发展，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应用。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军事战略的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历史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直观的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决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问题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力计算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进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研究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规律。它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历史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内容。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斯维钦说过，“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科学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自然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规律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

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性不是惟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发展之中。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德国从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从而宣告德意志近代战略思维的终结，但新纳粹主义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纪是以惊心动魄的拿破仑盛衰史揭开序幕的。20世纪则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贯穿始终的。我们期望着新的世纪到来之后，中国传统的和平战略思维能够取得全人类的共识。

四、战略思维的整体性。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科学认识的发展规律是从局部到整体。“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单纯强调空间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如此。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以及新出现的信息制胜论也都是如此。总体的宏观的思维方法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的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战略思维比其他科学与社会实践领域的思维方法成熟得早。战争整体的内容是发展的，拿破仑指导战争大约只需关注十几个方面的问题；而现在则需要关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方面的问题。现代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敌占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战略区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关照局部。人民战争甚至还包括战场上瓦解敌军和发动敌国人民群众进行反战运动。历史证明，越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整体性程度就越高。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仍然是整体性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实施的大联盟、大系统、大指挥、大网络、大协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种整体性战略思维的体现。对于任何一场军事革命现象，也必须从整体上去认识，单纯从某一种因素来解释军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等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其特点是军事力量建设高技术化，战场上使用一体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和构成胜利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未来战争将体现信息战的特点，其整体性要求会更强。它必将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五、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这些都应纳入战略思维的视野。信息论、控制论本质是一个系统论。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现代国防早已不限于过去的“海防”加上“塞防”，而是陆、海、空、天、电磁频谱一体化的防卫体系。越是高技术战争，其系统性越强，现代一次大的战略行动需要投入数十个军兵种，操作500余种武器装备，涉及1000余种军事专业技术，展开在多个层面的战场上，达到数千公里的正面与纵深，同时或交替运用几十种作战样式。其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控制与协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从战争艺术来看，海湾战争虽然创造了每日平均进攻速度90多公里的最高纪录(三倍于德国闪击法国和苏联的进攻速度)，但仅100小时的短暂交战，多国部队不论在战争谋略上还是在战争力量上，都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更没有反复的较量，没有复杂而艰难的智谋运用，因而在军事学术史上并没有多少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受海湾战争的影响，用高技术和低伤亡率的短期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成为某些大国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模式。然而美军入侵索马里的作战，和俄军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却是另外一种回答。尽管如此，海湾战争还是充分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大系统作战和五种军事手段即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精确制导武器直接摧毁的综合运用等特点，展现了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前景，并向传统的战争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引起全世·界军事界的注意。

六、战略思维的超前性。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战略预见即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争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他说：“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三阶段和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争指导史上的范例。

战略思维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而对未来战争和国际局势预言不准确，又是许多战略理论家逻辑推理史著的败笔。富勒将军1923年预料毒气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战略预见也就是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索说的，“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政治到底会怎样?”一般意义的未来学理论在具体的战争指导问题上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原因还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带有盖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战略思维的超前性，要求战争指导者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例如情报判断属于抽象思维；作战决心图和作战计划要图以及作战态势图属于形象思维；反常例、出奇制胜属于灵感思维。战争中，参谋人员把在三维空间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况，标绘在二维的地图上。战争指导者面对地图进行思考的时候，运用经验、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恢复到连续的三维和四维(加上时间维)的景象，在头脑中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战争全过程的推演，并据以修正、完善指挥决心。作战决心也和科学发现一样，往往“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上述这些便是战争指导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维素质。只有具备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才能有超前的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略预置。许多战争的失利，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战略思维是实践的思维，其超前性思考必须具有过程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跃必须经过的阶段和必须考虑的要素，特别是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单凭想象和愿望去遥测未来，那样就会陷入主观一厢情愿的错误。

七、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因此，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争运动的因果联系极为错综复杂，它是敌对两个方面双重的因果关系交互作甩的结果。战争的结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有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也是如此。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例如苏、日两国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达7次之多。战略思维的对应性又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某种意义说，战略思维的较量，是战争双方在决策层中进行的一种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对抗。军事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在敌对双方对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

八、战略思维的创造性。从哲学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属性。它从经验、知识和信念中寻找灵感。在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例证。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机械地运用归纳和类比推理，有时会犯错误，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科学发现的惟一正确方法，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性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所有传统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拿破仑说，“哪里有创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发展，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自然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经济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代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研究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政治?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台湾、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历史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