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略文化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俾斯麦大战略思维的特点是实行均势外交策略，联奥、拉俄、亲英、反法，其目标始终如一，即准备对法决战，征服法国，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他成功地运用联奥制俄，联俄奥制英，联英制法。在联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响联俄。如果说俾斯麦的扩张主义还没有脱离冷静计算的基础的话，那么到威廉二世就发展成为冒险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扩张政策。

威廉二世从1888年到1918年，统治德意志长达30年之久，他的战略思维完整地体现在《德皇雄图秘著》(即《朕之作战》)中。威廉二世“征服全欧，统一世界”的战略构想是：

(一)征服欧洲战略。德国要“征服欧洲诸国而为全欧之盟主”，其步骤是：首先征服法国。他说：“朕之征服全欧不可不以征服邻邦之骄儿法兰西为第一步。盖与其先征奥匈比等弱国，宁先侵法国”。为此必须离间英法同盟，对英国“饵之以利”，“结有利彼(英)之条约，彼必舍法而就我”，“然后以疾风迅雷之势申讨法兰西”。第二步打败英国。认为“德英之战终无可免”，“先将法兰西蹂躏，然后渡海西指而征英”，“夺取英国所掌握的海上霸权……务使其降至二等国以下。”第三步并吞奥匈比荷等国。对波兰先是“以专尚亲挚之怀柔政策”，尔后“对波兰人最后手段惟有杀戮之一途”。第四步征服俄国。

(二)征服世界战略。威廉二世提出“永远维持我帝国于不敝，及统一世界”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与美国缔结攻守同盟”。以德美同盟为基础，唆使美国与日本开战，德美联合击败日本海军。第二方案：如前一方案不能实现，则“笼络俄国，而促使与日本为复仇之战”，德国进行海上支援作战。事成之后德俄瓜分日本。第三方案，如前两案均不能实现，则“抛弃征服日本之念，速将日美各种问题解决，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组织日德美三角同盟”。作为权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国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经德美两国之同意领有亚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国得日美两国之同意，领有全欧及非洲全部并澳大利亚洲之一部；美国得日德两国之同意，领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亚洲之一部。”对中国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胶州湾，为极东计划之第一步”，“朕以胶州湾为策源地，以窥伺支那北部固属事实，然朕有夺取台湾以图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实也。”最后对美作战，夺取巴拿马运河，征服智利，实现“占领南美全土之大企图”。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谓空前绝后，连俾斯麦都不敢苟同。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将俾斯麦革职。他的这套战略计划破坏了俾斯麦通过政治外交和有限的军事扩张所建立的国家战略基础。1893年法俄军事同盟成立(后来加上英国)，使德国腹背受敌，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战略上铤而走险，最后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威廉二世为了实行他的全球扩张战略，还提出了一套荒谬的理论，诸如：黄祸论、人种优越论、帝权神授论，等等。特别是提出为达目的可以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他“告诫陆海军决勿以合乎正义与否为念，决勿以悖于人道与否为虑”，“无论其人为战斗员或非战斗员概予杀戮可也，至杀戮之方法，更可从心所欲，恣意而为”，“尽所有之方法与手段将敌人屠戮净尽，务使其靡有孑遗而后已”。后来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正是与威廉二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战略思维上继承了威廉二世的衣钵，他所著《我的奋斗》与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战》实如出一辙。它们都是以兽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产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国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边界不过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罢了。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许多土地，不见得永远能守之不失，这不过表明强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强力，才能获得权力。”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一是撕破凡尔赛条约，发展军备，实行军国主义；二是吞并奥地利；三是明确主要作战对象是法国，他强调“认清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以一次残忍的手腕，结束这个法兰西的多头蛇；四是以反对犹太人，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煽动种族狂热，作为凝聚德国人的精神支柱。后来的发展，便是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战略同盟——轴心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走上了自取灭亡之途。

有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天使；在一个残暴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野兽。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的来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守时、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进步性因素。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把生产变成诗歌，又把诗歌变成音乐。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地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容克贵族演变来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普鲁士学派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甚至个别音乐家(如查理·施特劳斯和瓦格纳)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发表后所建立的普德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人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赞颂者。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可以说，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理论的源头。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是政客兼教授达尔曼(1785—1860)，他极力主张学术必须为普鲁士的政治服务，他说：“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后继者、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国议会议员、国家史官、大学教授特赖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60年代后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成为俾斯麦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他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普鲁士扩张主义文化在当权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麦，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接着德国便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所要的是军队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军队。这就注定把欧洲变成一个大战场。马克斯·韦伯评论说，“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习惯于让自己头上的大政治家来替他处理方针政策问题”。从俾斯麦被免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威廉时代”，这一时期德意志论和地缘政治论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尔。尼采鼓吹战争，并预言雅利安人种是统治欧洲的新种族，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豪斯霍菲尔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权不顾其他领土所有者的权利”，“谋求足够的生存空间”。这些观点后来被希特勒搬进《我的奋斗》一书，成为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之一。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中，就充斥复仇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说教。希特勒上台后，更是通过焚烧进步书籍，控制舆论与文化教育，把人民思想纳入法西斯轨道。德国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固然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爱国与侵略的界限，违背了学术道德，滥用学术，为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成为法西斯战略文化的制造者，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误导。对此，他们是不能辞其咎的。克塞林说：在某种情况下，战败较战胜反而能形成更伟大的经验。1993年，在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字样，就是证明。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四)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与扩张战略

日本民族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家永三郎评论武士道精神时说，“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世纪留下骑士阶层便投入到教会门下，从此销声匿迹。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忠实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种虚荣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从旧武士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士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层领域的主导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大都出自这一阶层。他们是实行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日本学者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学者也指出， “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这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着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他讲这话的几十年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l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日本的全部战争罪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受到起诉，诸如细菌战实验(这是日皇裕仁亲自批准的)、大规模性奴役等，根本没有涉及。麦克阿瑟甚至指示其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词，以免牵连天皇。这样包括天皇在内至少有50名应当判处绞刑的重要战争罪犯受到庇护，从而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埋下祸根。”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在就刑前却狂叫：“天皇陛下万岁”。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从阿登纳到施罗德，历任总理都明确承担历史责任。1951年9月，阿登纳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发表声明说，“这种无法形容的罪行都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而德国人民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欧洲国家和民间组织对纳粹的查处也是比较认真而彻底的。在二战中曾做过对不起别国人民事情的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国，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向有关国家赔礼道歉。这种反省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反观日本，其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等等。50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战略文化不但没有从这个起点前进，反而倒退了。1995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更有甚者，199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精心策划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这本书胡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解放战争”，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复仇仪式”，说侵华战争是“维护正当权益”，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说反省和谢罪是“思想犯罪”等等。为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慰安妇”等内容删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必将误导青年一代，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日本还准备加紧修改1946年公布、次年实行的和平宪法，重点是修改第九条关于“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修改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修改宪法之日，就是军国主义开始复活之时。1996年11月2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决定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的牌位。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日本从1874年到1941年共发动9次侵略战争，从来没有作过反省和检讨。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日本的亚洲邻国和人民在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的同时，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自民党还要走多远。这里借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句话：“回避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彻底与侵略的历史决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那么它最终也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执迷不悟，复活军国主义，那么它必将又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最终受害的依旧是日本人民。

(五)从彼得一世遗嘱到“向南方的最后冲刺”

俄罗斯的战略传统根源于彼得大帝。从《彼得一世遗嘱》⒄到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的战争，再到当代的日里诺夫斯基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刺》，从战略思维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政治上尚未具备主导地位。

俄罗斯的扩张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开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时期，不仅形成了一套与其他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长远扩张计划，而且加紧付诸实施，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彼得一世为起点，俄国的政策从原来的局部性扩张转向了世界性扩张，而且主导了两百年来俄国的战略思维。所以，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人”。⒅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创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传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遗嘱》中。

关于这份遗嘱的真伪，历史上还有一些争论。早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位时，欧洲就传说彼得一世有一套侵略整个欧洲的计划。当时，俄罗斯正同欧洲北方强国瑞典进行战争，彼得一世准备派军队经同盟国丹麦在瑞典登陆。传说中的彼得计划立即使各国感到十分震惊，俄罗斯的战争盟友也因恐惧俄国的野心而动摇，彼得一世彻底粉碎瑞典的设想未能实现。按照前苏联的解释，这个传说是英国阴谋捏造出来的，目的是引起欧洲国家抵制俄国。特别是分化俄国的同盟国，使俄国不能实现征服瑞典的战争目的。⒆彼得一世曾亲口否认有这样的计划，说“我们算是白混了”，意思是说英国制造一个谣言就能欺骗欧洲，破坏俄国对瑞典的战争计划。但是，彼得的自我表白似乎没能使欧洲信服。18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是在彼得死后50年即1775年，欧洲又开始流传彼得一世的遗嘱。两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的政界与史学界对这份遗嘱都很关注，对其真伪也有争论。现在看来，不论这个遗嘱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还是后人根据他的侵略扩张计划或思想编写的，“遗嘱”中所反映的背景情况都是真实的，它提出的一整套扩张战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真实意图和扩张行径。虽然俄国及前苏联官方口头上始终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然而却在行动上不断证明它是真实的。英国历史学家凯利指出："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论证彼得遗嘱的真伪问题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这里只是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战嘲思维延续性的规律。

对于《彼得一世遗嘱》，我们试作如下概括和分析：

(彼得一世遗嘱)分析简表

一、哲学依据 俄国向西、向东扩张"是命定周期性运动"。
二、战备要求 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以战继和，以和继战。
三、战略方向 ①沿波罗的海向北扩张。 ②沿黑海向南扩张。 ③突进波斯湾。
四、战略目标 ①分割波兰。 ②占领瑞典国土、肢解瑞典。 ③迫近君士坦丁堡，征服土耳其。 ④灭亡波斯。 ⑤迫近印度。 ⑥制服和消灭维也纳朝廷。 ⑦征服法国。 ⑧征服日耳曼。 ⑨最后征服欧洲。
五、策略运用 ①联合日耳曼： A.久参与有关日耳曼事务和讨论； B．与日耳曼王室联姻。②与英格兰结盟通商。

在上述计划中，彼得一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北方和南方获得出海口，这意味着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扩张。彼得在世时连年征战，为的就是夺取出海口。从彼得时期欧洲政治地图的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得扩张的主要方向在波罗的海沿岸，并且通过对瑞典的长达21年之久的战争终于达到了目的。要取得世界霸权就必须获得可靠的出海口，进而控制海洋，彼得的计划所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甚至在彼得之后的拿破仑也不能与之相比。拿破仑称霸世界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没有明确的长期战略方案，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最终被反法同盟打败了，法国没有从拿破仑的扩张中得到任何战略利益。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彼得的计划：彼得大帝"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行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仅仅靠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的。"⒇这就是说，彼得一世改变了前辈沙皇进行扩张的局部性和盲动性，把俄国推上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扩张道路，而且他的目标是称霸欧洲，而不是只做统驭一方的诸侯。彼得一世不仅为自己的一生确定了目标，而且为继承其事业的接班人制定了一套扩张的"公式"。

从历史事实来看，彼得一世及其后继者正是按照这套公式行事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进行了对克里木、土耳其、瑞典和波斯的战争；18世纪30到50年代，进行了进攻土耳其；瑞典和普鲁士的战争；18世纪后半期，叶卡特琳娜二世三次干涉波兰、两次入侵土耳其、一次对瑞典的战争；18世纪末年，保罗一世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19世纪初期，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争霸，远征意大利和瑞士，以及对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扩张战争；19世纪20到50年代，尼古拉一世对波斯、土耳其的扩张战争，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以及同英法争夺土耳其"遗产"的克里木战争；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发动入侵土耳其的战争；最后则是20世纪初期，尼古拉二世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我国义和团革命运动和侵占我东北的战争，同日本争夺我东北和朝鲜的战争，以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3年，马克思说："让我们从俄国自彼得大帝那时起抢夺领土的许多事实当中举几件材料罢。俄国边界向外伸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勒斯顿和维也纳方向伸展…………………约700英里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约630英里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约630英里
往德黑兰方向…………………………………………约1000英里

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屑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

在马克思作了这个计算之后，俄国的扩张还在按照彼得一世的计划继续着，而且在这个计算中没有把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包括在内。在东方，彼得一世遗嘱的精神同样在扩张中体现。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但17世纪以来，特别是1840年以后，俄国侵略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不断蚕食我国东北、西北边疆，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主要有1858年通过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北京条约》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新疆西北部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5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新疆西北部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上还没有把1911年中俄《满洲里公约》和1914年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东部地区(17万平方公里)，以及19世纪末俄、英两国所侵占的中国帕米尔地区等计算在内。总的来看，俄国在沙皇统治的300年中，扩张领土的速度是惊人的。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时，俄国版图大约为280万平方公里，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版图已扩大到2200多万平方公里，增大了7.8倍。

前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中向全球扩张。1979年苏军出兵占领阿富汗，使其成为苏联的附庸和南下印度洋的前进基地。这样，距离彼得一世的战略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210公里，距印度洋不到500公里。这对已具有高度现代化快速输送工具和战斗装备的苏军来说，不过是几小时到几十小时的路程了。只不过这个计划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半途而废了。

1992年，俄罗斯政治家、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沃里弗维奇·日里诺夫斯基发表了一个名为《向南方的最后冲刺》的自传。这本书的出版曾经导致俄罗斯司法部门就它是否属于煽动战争和种族仇恨情绪而提出质询，并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书中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联想到200多年前彼得一世的计划。书中公然宣称，向南方的最后冲刺就是“俄罗斯军队向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进军”，“在到印度洋沿岸的这个新的空间内，所有的人，包括土耳其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信仰各种宗教的数十个民族，都将讲俄语。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将是共同的祖国，即南起印度洋，北到北冰洋的广阔无限的俄罗斯”。还说“俄罗斯应有印度洋出海口。这不是我个人的意志，而是俄罗斯的无法抗拒的、必然的命运。这就是地缘政治”。“当年在阿富汗的是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红军，如果当时执行的是沙皇的对外政策，一切问题早就解决了。”他还在公开场合说过：“历史证明，俄罗斯在欧洲的最佳盟友应该是德国，如果早就结盟，我们可避免两场世界大战。俄罗斯需要对付的是法国。”这里无意评论日里诺夫斯基的为人，以及他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上层的政治意图及其未来的政治走向，只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言论的历史逻辑与彼得一世遗嘱的确是一脉相承的。它并不是新的发现，而是上两个世纪俄罗斯政治历史的回声，是战略思想文化的“返祖”现象，在当今的世界，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总体上说，现代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是在发展和进步的，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准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建立睦邻友好国家地带”，“与欧洲和亚洲建立平衡关系”，与国际社会建立“真正广泛平等的合作。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将摈弃原苏联操纵他国的做法，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并强调“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俄罗斯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两种伟大文明的交汇还将为整个人类开辟广阔的前景。”特别是1996年4月25日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尽管在俄罗斯仍然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地方主义的排华等思潮，但不代表主流，更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久加诺夫说，俄罗斯“应尽量避免在地缘政治上犯三大错误：(1)与乌克兰的争端引起斯拉夫民族的进一步分裂；(2)因车臣事件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战争；(3)与中国发生冲突。”这是现代俄罗斯理智的、建设性的战略思维的代表。它是对17世纪以来彼得一世战略思维的否定，宣告旧俄罗斯传统的扩张战略思维正在走向终结。普京上台后，虽然继承叶利钦外交的基本框架，但在总结俄罗斯几百年外交史成败荣辱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国家战略，明确以国家经济利益定位，在认同本身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大国，维持战略平衡。倡导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团结的新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它注定要转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走上国家复兴的道路。

(六)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国先驱者，他们具有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的后继者又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灭绝政策和蓄奴贩奴的罪恶勾当。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两种传统的基础上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创造者”自居，试图把一个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这种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受到比美国文明要悠久得多的东方文明的抵制。西方许多国家也不愿意采纳只符合美国本身利益的观点和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区格局的形成和稳定为前提，而地区格局则以地区经济和文化为重要基础。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们之间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那种企图以自己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标准，统一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甚至强迫人家接受，这就是典型的强权政治以及体现强权政治的战略文化。它必然要和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战略文化相碰撞。这种碰撞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其本质是强权战略与捍卫主权的碰撞。“文明冲突论”容易把个别事件、局部冲突误导为民族与宗教间的冲突。这是十分危险的。

美国的战略文化缺少悠久的历史哲学传统，但有着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几次战争大大扩展版图，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把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经历，从而使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负，富于创造性、开拓性和重技术，但同时也富于进攻性、随意性和重自我。没有历史文化包袱、也没有这种严肃感，说话可以不算数，可以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在许多情况下对别国的态度不是基于对别国的了解，而是基于对别国的无知。因而美国经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别国历史文化的情况下，莽撞地介入别国事务。无怪乎有人评论说，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美国可算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民族……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几乎都毫无历史意识。美国人对于任何问题都惯于采取个别的解决而很少能作全盘的考虑。”“美国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急功好利的民族，缺乏远大眼光，常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毛病。”这个评论是耐人寻味的。美国难以推行有效的世界战略，其原因不仅来自美国经济和军事方面，而且来自政策和文化方面。从战略文化角度看，从美国人民的安全和长远利益看，美国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冷战后期国际战略的一大创造，是“战略误导”。这是和平时期最高级的冷战形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战略误导提出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持。战略误导带有目标明确、长期经营、全面实施，多个方向并进的特点，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手段，采取正面对抗与侧翼迂回相结合、威慑与利诱相结合，使国际竞争对手在战略判断和国家发展政策上都出现失误，以达到逐渐消耗、削弱和涣散对方，最终使其自行瓦解的目的。美国一位著名作家披露说：“撇开美国的政策来探讨苏联的崩溃，就如同侦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时，不追究谋杀的可能性”。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联内部，但是被美国战略误导是其解体的外部原因和沉痛教训。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有敌国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不自觉地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最后败了、垮了还不知道怎么败的和垮的。苏联的解体便有这个教训。1978年，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与日本合作研究，提出运用中国《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的对苏新战略，认为美国搞“报复反应”战略，其打击目标是中心城市，属于“攻城”下策。这种战略除了消极的核僵持之外，几乎“停止了‘谋攻’的思考”。所以，斯坦福负责人福斯特等人建议美国放弃“攻城”式的核报复战略，实践“上兵伐谋”的最高命题即：把“瓦解苏联这个世界最大殖民帝国”作为“共同战略目标”核战略矛头对准“帝国结构战略重心”即俄罗斯联邦；区别对待东欧卫星国、巴尔干诸国、高加索、亚洲部分各非俄罗斯民族，扩大离心倾向，分裂“苏联帝国”。而苏联当时的战略，恰恰帮助了美国上述战略的实现。苏联在七十年代后期，发动全球战略攻势。美国则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美国当时并没有打算、也没有技术能力实现这个计划)，诱导苏联进行军备竞赛，使苏联每年增加4％的军费，预计到90年代，其军费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苏联的经济必然崩溃。1980年初，里根政府正式启动了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通过盟国并利用多种方式进行的无声战争”。

“这项战略瞄准苏联体制的核心，还包括以下方针：——向波兰团结工会秘密提供财政、情报和后勤支援，保证反对派运动能够在苏联帝国的中心地带生存下来。
——向阿富汗抵抗分子提供相当数量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接济圣战者武装，让他们把战火扩大到苏联境内。
——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油价和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
——开展巧妙、周密的心理战，加剧苏联领导层的犹豫和疑虑。
——开展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活动，严格限制苏联获得西方
——广泛散布虚假的技术信息，扰乱苏联的经济。
——迅猛扩充高技术军备，严重加剧苏联经济困难和资源危
当然，苏联的解体最主要的是其内部原因，并且有复杂的历史因果联系和现实的政治错误。但也不可否认，被战略对手所误导，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超级大国在海湾地区的作为，也有战略误导的成分。据美国前司法部长拉齐姆·克拉克披露：1980年，在中东的美国盟友的敦促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接受了美国有关人士的建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克拉克引证某权威人士的话说：“我们应避免使任何一方获胜”，“希望他们互相残杀”，以避免出现地区强国。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紧急战争计划就以伊拉克为作战对象了，并于1990年进行至少四次军事演习。而此时萨达姆正实行4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连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巴格达不会故意挑起和任何人的军事对抗。和平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对它来说最为有利”，“石油收入可以使其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伊拉克基本上将奉行不侵略的战略”。克拉克的书中说，为制造一场危机，使美国的军事干预合法化，五角大楼开始挑拨伊科关系，行动策动笠威特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争”，提高石油配额。而当伊拉克在科威特边界集结军队时，美国大使格拉斯皮向萨达姆表示，“我们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没有意见。”之后，她又接到国务院的电报，指示她重申美国在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中“没有立场”。19叨年7月3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勒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肯定了“我们没有条约义务促使我们使用美国军队”的质询。这就向伊拉克发出了最后的误导信号。两天后，伊拉克在明白无误地确信美国不会干预的情况下，入侵了科威特。于是美国就大举出兵。如果拉齐姆·克拉克披露的情况属实，那么海湾战争就不仅具有高技术的特点，而且具有战略误导的特点。只不过是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被竭力宣扬甚至夸大了(如巡航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的威力，可以说它们兼有精确打击和心理战的双重目的)，而战略误导的特点则被尽量缩小罢了。

综上所述，思想文化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成果。但它们的性质和对人类社会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却有巨大的差别。作为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无疑对战略的提出与运用具有深刻的影响。某些大国的行为总使人感到似曾相识。英国对付殖民地独立，总是玩弄制造分裂、埋下隐患等老一套手法。彼得大帝的14条遗嘱，在欧洲争论了200年，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和当今俄罗斯个别政治家的著作里找到了注解。美国现今某些人提出的“遏制”中国的主张，同二战后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日本现行的纸币，最大面额一万日元上面印的头像，就是那位主张侵略中国的福泽谕吉。五千日元上面印的是《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印度师承的是大英帝国的战略思维。在战略领域，不断传来一些历史的回声，其实那不过是战略文化的延续总之，历史以各种方式向人们表明战略文化的存在。战略文化包含谋略，但谋略不等于阴谋，其中应有君子之道。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战略文化要对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负责。过去犯过侵略战争罪行和战略错误的国家要真正接受历史的教训，进行战略上的自省与自律，以保证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世界向民主化发展首先是国家关系的民主化。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应有的气质、风度和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