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1

本文拟在后现代视域中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评析。这样做的意图主要有二。其一，以往对新儒学的
论析主要是以现代化或现代性为参照系的，在后现代视域中对新儒学予以评析，应当有利于更为
完整地把握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思潮的基本理论特质。其二，当中国文化还处在向现代转型过程
中时，西方文化已经步入了后现代时代。在西方后现代转向的比照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文
化的发展走势？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后现代视域中对作为中国现代
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学予以分析，有利于具体地透视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论
题关涉面相当宏阔，限于学力和篇幅，本文所做的只是从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与新儒学
的基本理论意旨两个方面对“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问题试作评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指正。
一
如所周知，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进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在这
一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结晶的“现代性”首先在西方文化文化中生长发育并随之产生了世界性
的示范作用。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
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家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
优长方面，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由于新儒
家鲜明地突显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本位性，因而，在新儒学与产生并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
就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状况。
明确主张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这是新儒家对待现代性的基本
态度。面对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直到理念
层面节节败退的历史事实，新儒家明确认肯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其开山鼻祖梁漱溟那
里就已经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在此之后，如何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如何为作为现代文化之标志
性成果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成为了新儒学的时代课题。为了
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新儒家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想纲领，力图从“仁心”或“良知本
体”中“开”出作为现代文明之代表的科学、民主。由此，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
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科学、民主在儒学
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就成为现代新儒家既保守儒家的基本精神，又使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
关键之所在，从而也内在地决定了新儒学的发展嬗变。向西方学习，完成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化，成为新儒家面对现时代的基本理论态度。

但是，新儒家在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基本的型范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同时，又对现代性
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由于西方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科技理性主导之下的工业化，在这一过程
中，工具理性日呈独大之势，价值理性则趋于衰竭。由此，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性成就，但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全面的、真正的幸福。西方现代文化所蕴涵的内在问题，在
20世纪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在20世纪薪火相传、不断发展
的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内在局限有着清楚的认识。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这同样是从
梁漱溟起新儒家基本的理论态度之一。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文化限于“科学一层论”或“理智
一层论”，以至于忘怀了理想的层面，发展出一种偏至的人性，因而西方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
物质性成就，但“文明至极反而让非文明非理性的力量闯了进来，以至构成整个世界思想的危
机”。新儒家认为，这种危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一方面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作为西方人传统的生命意义之终极依归的
基督教价值系统已经被划入打碎、抛弃之列；另一方面则是代之而起的以知识论为中心的现代哲
学及科学又不可能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由此，正如当代基督教神学家田立克所指出的，
人生意义的失落成为今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二是“科学一层论”带来了非人性化的倾向，人
反而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科学一层论”的价值取向，带来两
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将人的“生活世界”彻底事实化了，实际上是消解了价值世界；与此相关
联则是将人的存在完全看作是一个纯客观、纯物质的形态，人由此而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
性。科学技术本来应当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但是由于人性的异化和迷失，人反而沦为科学技术的
奴隶，科学技术反而成为戕害人性的“撒旦”。核武器成为悬在当代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之
剑，就是一个明证。三是无度的戡天役物打破了自然本有的平衡，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足
以威胁人类之存在的地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
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
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如果说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必然给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的话，那么，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则可以说是对于当前人类的存在产生了直接的威胁。
四是普遍商业化的风气使市场的价值变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由此不仅会消解立足于人性内在的
价值准则，而且必然会给无度的享乐主义推波助澜。五是集团人主宰的趋势导致了精神的平面
化。由于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系统的绝对化、形式化，社会成员均变成了没有自性的、千人一
面的“集团人”的复制品，“大众化”的取向成为唯一的价值崇尚，深度的理想与价值则被彻底
地一体拉平。由此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平面化和普遍的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⑴。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新儒家在总体文化精神上对于现代西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之中的
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引斯宾格勒等西方思想家为同调，声言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自毁之路：“史宾格
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早就预言了现代文明必然会遭遇到危机，不幸的是，这一世纪有好多
发展都走上了史宾格勒所预言的道路。”⑵“西方名数之学虽昌大（赅摄自然科学），而其见道
不真。民族国家虽早日成立，而文化背景不实。……近代精神，乃步步下降，日趋堕落。……然
有坚强之形下成就，而无真实之文化背景者，虽曰日益飞扬，实则日趋自毁耳。”⑶尽管与特定
的文化立场相联系，新儒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他们对于西方
现代性所抱持的批评态度则由此可见一斑。

与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评相联系，在新儒家的有关理论活动中包含了这样的理论意旨：虽然
他们明确肯定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对于人类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积极意
义，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他们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基本背景，力图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和
启蒙运动以来所成就的现代性。如果说早期的新儒家还主要仅仅只是停留在从儒家传统的角度对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一般性批评的话，那么，对具有更为深厚的西学背景并活跃在当代学界的杜
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第三代新儒家而言，则对如何超越现代性的问题有着更为明确的理论自
觉。刘述先就曾经明确指出：“在一个世代以前进化的观念日丽中天的时候，人们相信，只要文
明不断进展，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就可以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人性天国，没有疾病、贫穷、愚昧、
偏私的弊害。……那里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只不是一个人性天国，反而是一个人间地
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虽仍是当务之急，但
是对于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现代已经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名称，……现代的偏向是必须加以扭
转的。”⑷。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新儒家对于扭转“现代的偏向”、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
的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概括而言，他们的这一理论立场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其一，人生意义的安顿问题构成了整个新儒学的理论落脚点。新儒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哲学
作为“生命的学问”，其为人生提供价值与意义之终极依托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以生命意义的
安顿作为整个思想理论的旨归，这是新儒学区别于西方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基础之上的现
代性之主流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即使是在对科学理性精神的
突显中，也依然没有忘记保守传统儒学的“德性优位性”，依然强调其整个理论系统的基本落脚
点是要以德性的方式来安顿人之生命的意义。在牟宗三提出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中，在开显出
了认知主体之后依然强调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将认知主体收摄于德性主体，就典型地说明了这
一点。

其二，倡导以儒家传统中所富含的以生命意义的安顿为主体内容的价值理性来导引、滋润以科学
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面对如何调适素重道德理性的儒家传统与以工具理性的极度发达为基本
特征的现代社会的矛盾，新儒家作出了种种理论努力。其有关努力一方面是要在本没有认识论系
统，以天人合一、主客冥合为最高境界的儒学传统中安立以主客对列为基本特质的现代认识论。
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个更为根本的理论取向还在于，要以道德理性统帅工具理性。这从新儒家反
对用“移植法”从西方文化既有的成就中“拿来”科学理性精神，而总是力图要从在儒家思想中
被认作是价值之源的“仁心”或曰“良知本体”中“开出”科学、民主的理论努力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虽然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新儒家希望从价值世界开出科学理性发用的事实世界的思
维理路否定了科学理性在哲学本体层面的根本地位，从而包含了扭曲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论可能
性，但是，这其中却又的确体现了以价值理性来导引、滋润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从而
不使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利用陷于“科学一层论”，不使人沦为科学技术之奴隶的价值取
向。就其理想形态而言，新儒家所希望成就的，是一种既认肯知识理性的重要性又保守德性之根
本地位，包含了“生生而和谐”之人文理想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