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在的坏帐问题是制度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往往要大于非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害程度。墨西哥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巨额金融呆帐等都是源于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外贸赤字太多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与此相对应的是，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时，尽管使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如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并没有蔓延成金融危机。近来美元对日元、马克的汇率波动幅度也在20%左右，也没有引发成美国、日本、德国的金融危机。日本大量的房地产呆帐也没有蔓延成日本的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经济结构和国家财力能够较强地抵御金融系统性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此，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发展中国家稳定金融市场的一项长期和重要任务。
从银行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产生收益。只有银行的呆坏帐能够有效地得到解决，银行的经营风险也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为了维护银行的长远利益，银行采取必要的减息、减债、免债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银行现在不但要承担庞大存量呆帐，而且要继续为那些管理不善，市场竞争力不强等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这是新的潜在的呆帐，是流量的呆帐。流量的呆帐比存量的呆帐更可怕。因为它会无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反而会鲸食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直至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崩溃的深渊。
谨慎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法国记者时说，为了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表现了良好的团结精神，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平息下去。
1994底至1995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联合西方七国共同提供478亿美元货款帮助墨西哥渡过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紧急筹款机制，以帮助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恢复金融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用紧急筹款机制在几天内完成了以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本联手召开了亚洲金融会议，同意共同出资160亿美元帮助泰国重振信用系统。康德苏指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金融形势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时刻警惕宏观经济平衡出现的漏洞，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任何迟缓都会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造成更大损失。康德苏指出，这是一个责任心，责任心比团结精神来得更得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救助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行动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主权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它可以为主权这家收集并提供信息、建议甚至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向其施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办法，尽最大可能地通过本国政府的计划来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要做到这一点目前还很困难，除了主权国家的内政之外，还有来自文化方面困难。泰国如果在1996年夏就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采取行动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不致以会发生1997年7月的金融危机。泰国政府当时很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挽救危机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米歇尔·康德苏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出了一个当代金融监管的重大课题，主权国家如何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和指导的问题。泰国没有及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直到危机爆发后，才不得不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1979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次年加入世界银行。我国正在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着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我国从金融贸易 进出口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经济惯例。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国。从1993年起，我国就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货款国。截止1996年8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国家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将逐步实行对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国家计划在今后内每年实际利用外资300亿美元。1997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495亿美元。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197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200亿美元。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已越来越来密切。在这次泰国金融危机后，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我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货款援助。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将会更加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于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会继续加强，这一世纪大事会加快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积体系的步伐。今年9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是中国决心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一个信号。
事实上，我国已经与国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了正常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切活动，发展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优势，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