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币值变动对生产的 影响
对于 企业 界而言，任何原因，不管正确与否，只要由此预计价格要下跌，生产进程肯定会停顿下来；反之，如果预计价格要上涨，则生产将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价值标准的波动根本不会改变世界财富、需求或生产力的状况。因此，价值标准的波动，对生产的性质和数量两方面都不会产生影响。至于相对价格，即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对比价格，如果有了变动，则会影响生产的性质，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表明各种不同商品彼此之间的生产比率，与原来的已经不完全相同。但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生产进程的事实，源于 社会 现存 经济 结构的特有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当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也就是当确定货币借入者（生产如何进行，是由他们主动决定的）对借出者（一旦把货币借出以后，他们在生产方面就处于被动地位）所负债务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动时，将会对这两个集团之间实际财富的再分配产生影响。此外，居于主动地位的借入者集团，如果能事先预见到这种变化，就可以提前采取行动，从而使自己在价格变化后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它转嫁给另一个集团，或者以另一集团的牺牲为代价，从中增加他们的收益。如果借入者集团预计价格要下跌，他们就会故意压低生产，这样做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人为的怠工将造成贫困。如果他们预计价格要上涨，就会增加借入资金扩大生产，由于我们曾经说过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报酬需要补偿社会整体的损失，因此生产的规模必然要扩大到足以提供这种补偿的程度以上。当然，有些时候价值标准的变化，特别是当这一变化事先没能预料到的时候，会使某一集团受益，而使另一集团受损，不过利益的偏差程度与这一变化对生产量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也许并不相称；但是处于主动地位的集团如果预期到这一变化的话，那么总体趋势就会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其实这也就等于说，生产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在现时条件下企业家预期的实际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适宜的判断标准，然而这种判断只有在各方面利益的微妙调节没有被价值标准所打乱时，才具有正确性。
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也会直接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内会有一些货币支出，如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支出等等，而在企业产品售卖之后，就可以补偿这类支出。这就是说，以整个企业界而言，它必然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价格上涨时有所收益，而价格下跌时有所损失。不管企业界愿意与否，货币契约制度下的生产技术总是迫使其行为具有很大的投机特性；如果它要摆脱这种局面，生产过程必然要陷入停顿状态。在企业界范围内，未尝没有一定程度的职能专业化，其中有一种专业投机者，他们对正常生产者有所援助，会替他分担一部分风险。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上面的论点。
由此可见，不仅是当价格变动实际发生时，某些阶级会受益，另一些阶级会受损（这一点是本篇第一部分的主题），而且由于价格下跌而引发的普遍恐惧心理，也许会使整个生产过程陷入停顿。因为如果预期价格将趋于下降，肯定不会有许多冒险者愿意处于先买进后卖出的投机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不愿意从事于先预支货币、事后才能收回的长期生产过程——由此必然会产生失业。价格的下跌事实上的确会对企业家造成损害，因此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心理将促使他们减少经营活动，借此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然而生产活动和就业，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单个企业家对风险估计的总和，取决于他们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关于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期如果相当普遍的话，就会造成价格的累积性变动。企业界如果预计价格将上涨，并且以这一预期为依据来开展其经营活动，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造成价格一时的上涨，而价格的上涨则证实了原来的预期，结果是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价格变动的预期心理；同样，当价格下跌时，情形也是类似的。所以说，一个相对微小的起因，也许会引起巨大的波动。
要消除个人主义的这种致命弊病，最好的 方法 当然是釜底抽薪，使关于价格将普遍上涨或下跌的任何有信心的预期根本失去存在的可能；或是采取某种措施，价格即使发生了变动，也不致扩大到很大的地步，不会由此引起严重的风险。这样的话，即使出于意外或偶然的原因，价格也只会出现有一定限度的变动，尽管由此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但财富总量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要想获得上述的那种结果，就必须消除由初始变动引发的一切可能影响，但看起来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可能的补救措施也许应当是对价值标准严格控制。无论何时，只要事态的 自然 进展会引起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管理当局就应采取措施，把与当前预期趋势相反的某些因素发动起来。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预期，避免发生实际变动，尽管行使的结果没有能完全奏效，但总比采取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政策要好些。如果让价值标准完全受制于偶然因素，而故意使之脱离中央的管理控制，那么预期造成的后果是，生产活动要么陷于瘫痪状态，要么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