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所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毛泽东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毛泽东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毛泽东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毛泽东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毛泽东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毛泽东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毛泽东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毛泽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

邓小平是在毛泽东之后担任领导的，既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方面，又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避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而在治国方略上有了巨大发展。他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及正确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