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780-841年),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世称圭峰禅师,且身肩二任,既是华严宗第五祖,又是禅宗荷泽系的四传弟子(注:尽管胡适对宗密自称为荷泽系人怀疑其为“攀龙附凤”(见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辑,页(259-295),但本文仍以传统说法为准。),是唐代著名高僧。尽管后世禅宗徒对他颇有轻视、指责之意,(注:如明代四高僧之一蕅益智旭贬抑宗密为“知见宗徒,支离矛盾”(见《灵峰宗论》,卷五)。)但是宗密以他大量的著述赢得了后人,特别是近现代佛教学者的高度评价,如任继愈先生等人评定他为“唐代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注:任继愈总主编:《佛教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第1版,页302。)吕澂先生断定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注:吕澂:《华严原人论通讲》,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与其他禅宗徒,特别是后期五家七宗禅宗风气相比,宗密确实显得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那么,宗密为什么会赢得后世学者的高度推崇呢?他与禅宗主流为何有鸿沟存在呢?钱穆先生在《读宗密〈原人论〉》一文里有所探讨,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宗密“显已转入哲学家道路”,具体点说,“在宗教修行精神上,不见有特著处,然在哲学思维上,实能有所组织,自寻一系统”。(注:见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四辑《华严典籍研究》,页359-375。)不过,宗密在“哲学思维”上表现出哪些特点,钱先生除了因袭古人所谓“偏在文字知解上”这一笼统说法外,实未能有所阐发。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教授在其所著的《宗密》(注:冉云华:《宗密》,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8年版。)一书中,对宗密的“哲学思维”赞赏有加,并且专辟一节论述其“和会”思想。但遗憾的是,未能集中论述一下宗密“哲学思维”的特点,亦未能点明最能体现“和会”精神的方法。据笔者看来,宗密所以能取得理论上的成就,全在于他独特的方法论;宗密与禅宗主流有“参商之隙”,(注: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后简称《都序》),卷一。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本文所引用《原人论》、《承袭图》亦见该册。)亦缘于他这种方法论所具有的不同他宗的气质;宗密能获得近现代大家的赞誉,亦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有相通处;最能表现宗密“文字知解”的“哲学思维”特点的,亦在于他的方法论。可以说,这一方法论犹如解剖刀,宗密无处不用,在其著作中无处不见。由是,才铸成宗密的思想特质和气质风貌。为了不使宗密独特的方法论珠埋尘沙,笔者不惜冒愚勇挥秃毫,怀陋见发雌黄,对宗密的方法论特点作一粗浅探究,错谬之处,恳望方家斧正。
一
如果概括宗密的方法论的话,诚如冉云华先生指出的那样,可称之为“和会”思想,(注:冉云华:《宗密》第五章第四节。)“和会”,宗密也称之为“勘会”、“会通”等。冉著中还指出最重要的三项“和会”方法,即以佛教经论为标准,三量勘同和忘言取意。(注:冉云华:《宗密》,页212-220。)不过,笔者认为,这不是宗密“合会”方法特点所在,因为“以佛经为准”,这是宗教徒经典崇拜的必然结果,后两项又是前人、时人常用方法,不足为奇。最能体现宗密“和会”精神的方法,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
客观记叙→辨明深、浅→指证得、失→会通本、末
这一公式可以称之为宗密的“四段论”,无论是研究禅宗史、评价佛教各派学说,还是研究悟修问题、人的本原问题,宗密基本上都是循“四段论”模式进行的。“四段论”便是宗密独特的方法论,为什么要采取“四段论”的和会方法,宗密自己有说明和辩护,请看下面的三番问答:
“问:是者即收,非者即拣,何须委曲和会?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缘各皆党己为是,斥彼为非,彼此确定,故须和会。”——这是从宗派立场或门户之见说明思想歧异的形成,“和会”便是要“确定”不同思想或学派具有各自的价值和合理处。
“问:既皆非邪,即各任确定,何必会之?答: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至道非边,了义不偏,不应单取,故必须会之为一,令皆圆妙。”——这是从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或思想完满性上说明“和会”必须作的理由。
“问:以冰杂火,势不两全;将矛刺盾,功不双胜。诸宗所执,既互相违,一是则有一非,如何会令皆妙?答: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谓以法就人即难,以人就法即易。人多随情互执,执则相违,诚如冰火相和,矛盾相敌,故难也。法本称理互通,通即互顺,自然凝流皆水,环钏皆金,故易也。举要而言,局之则皆非,会之则皆是。”(注:上引三番问答文字,载《都序》卷一。)——这是从个体思想差异说明“和会”必须作的理由。
把上述三番问答与“四段论”相对照,可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第一番问答说的是“客观记述”,第二番问答说的是“会通本末”,第三番问答说的是“辨明深浅,指证得失”。
“四段论”这一公式,宗密虽未集中给出来,但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