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重塑“见证”形象-论新闻记者角色错位危机

[内容提要] “9.11”事件后，美国采取了打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参与报道的美国记者珀尔之死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身殉职的记者人数在剧烈增长，作者认为：在越战后的数次战争中，有些记者身着军装，手持武器向“敌人”开枪，记者角色错位是危险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军方实施的战时及军事新闻管制产生的压力也使记者定位变形；作者还剖析了记者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 记者 历史见证人 职业角色定位 军事新闻 政府控制

2002年1月23日，《华尔街日报》38岁的记者丹尼尔.珀尔在与宗教极端组织头目谢里克穆巴拉克吉拉尼事先安排的会面时神秘失踪。1月27日，《华尔街日报》和诸多的新闻媒体收到了一个自称为“恢复巴基斯坦主权运动”组织发出的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张有人拿着一把手枪指着珀尔脑袋的照片，同时还要求美国立即释放所拘禁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塔利班”前驻巴基斯坦大使扎伊夫。

当地时间2月20日，一名驻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记者跟美国驻卡拉奇的领事馆取得联系，把一盘一天前收到的神秘录像带交给美国外交官。当人们将这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录像带中血腥画面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只见画面上的珀尔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突然，画面上闪过一只持着尖刀的手，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锋利的刀已经割破了珀尔的咽喉！

北京时间2月22日6时10分，美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证实，在巴基斯坦被绑架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不幸遇难。珀尔供职的《华尔街日报》随即也发布了这一消息。最伤心的当然要数珀尔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了。珀尔的亲人，尤其是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更是肝肠寸断，为自己失去了“温和，善良，谦虚，多才多艺的丈夫”感到痛不欲生。这个消息也使《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记者震惊、伤心，一些人甚至失声痛哭！

当然，在丹尼尔.珀尔失踪直至被确认已遇害的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及媒介极大地关注报道这种“企图威胁美国人、策划犯罪和野蛮行径”，受害者亲人、朋友的眼泪，激发了全国上下“反恐”的决心。

包括珀尔在内，仅仅从美国开始军事打击阿富汗以来，已经有10名新闻工作者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境内被害：2001年11月1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萨顿、RTL电台记者比约以及德国两名摄影记者遭塔利班分子袭击身亡；11月19日，4名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及路透社的记者在阿富汗一连接贾拉拉巴德和首都喀布尔的公路上遭到伏击遇难；11月26日，瑞士电视摄影师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旅店内被杀死；

我们再回溯过去的两百年间，有超过700名记者在报道战争时失去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6名、越战中有65名；1992至2001年有399名记者以身殉职，2000年的死亡数字是56人，2001全球有55名记者殉职……。从一系列数字我们看到，记者成为袭击目标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升很快，到90年代愈演愈烈。

中国有句古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记者不是使臣，但他（她）们有着比“使臣”更神圣的职责：见证历史，将事实、事件真像呈现给读者。这种斩“来使”行为，除了被人们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残暴疯狂，应受到强烈谴责外，是不是还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新闻界、新闻从业人员乃至社会、政府是不是也应从这些表面疯狂的行为中反省一下，找回一些失落的理智。

一、“历史见证人”的定位及记者角色的错位

历史需要记者，受众需要记者。据纽约美联社电，自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每周出版的新闻杂志的销售量都增加。《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报摊的销售量增加了80％，《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销售量增加了42％。这是美国报刊发行审核局前天公布的数字。它是截至12月31日6个月的平均统计数字。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份周刊的增幅最为显著。因为许多读者都想追踪有关九一一事件的新闻，过后，销量又大幅度回落。《新闻周刊》主席兼总编辑史密斯估计，在过去六个月内，《新闻周刊》的读者增加了15万人。《时代》周刊出版人麦克卡立克说，《时代》的销售量“高于正常水平”。①

为了能将更多的独家报道及时奉献给公众，各个媒体的记者奔波于世界上数不清的热点地区。他们有的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有的和各种恐怖分子或者暴力犯罪集团小心翼翼地打着交道。但他们是否都将自己定位于“见证战争”和“客观报道”、“忠实于受众”了呢？

英国《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回忆说：“记者在过去很少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我们是冲突纷争的公正见证人，往往是惟一的见证人，是第一个记录历史的人。甚至最凶狠的民兵也明白这一点。我记者当我1983年进入燃烧中的黎巴嫩城市卜汉敦时，一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命令他的手下说：“‘保护他，照顾他，他是个记者。’”②但是后来人们心目中记者的形象变了，这种形象改变可追溯到越南战争，那时，有些西方国家的记者是无须穿军装也可以开展工作的，但他们还是穿上军装，携带武器，向美国的敌人开枪。再接下来，1982年以色列记者带着手枪出现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和英国电视记者开始穿着军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头盔和迷彩服一应俱全；在最近的美国反恐行动中，福克斯新闻的记者热拉尔多.里韦拉带着枪来到贾拉拉巴德，声称一心要杀死本.拉登。再如还有一些西方记者，在巴勒斯坦人撤出贝鲁特时，头上带着巴勒斯坦的头巾；在库尔德人从空中进入伊拉克北部时，他们穿着库尔德人的服装；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纷争地区，记者们又在白沙瓦戴着普什图人的帽子。为什么要如此，没有人做出解释。③ 在这些记者眼里，负起作为一个事实见证的责任，已远没有满足作为入侵者或占领者的强者感觉重要了；或是为了体验异族装的风情？

这些记者们忘记了他们“旁观者”的角色，将自己变成了“戏中人”，成为战争中的参战者，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将客观报道为已任。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更应引起重视的，也是更可怕的是来自新闻从业者对自己神圣职责的抛弃。英国《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在文章中写道：“也许我们不再关心自己的职业了，也许我们都争相贬低自己的工作、相互嘲讽，对‘雇佣文人’这个荒谬的头衔受之如饴，但是我们本应把驻外记者这个工作视为体面而光荣的职业。去年（2001年）12月，一份美国报纸的大标题说我遭到阿富汗人毒打是罪有应得，这令我震惊。我几乎被打死，但是这篇文章提目却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受到应得教训》。当然，我的罪过在于我解释说这些人的亲人死于美国B-52飞机的轰炸，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报复。我应该指出的是，刊载这条可耻新闻的报纸正是丹尼尔.珀尔所在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罗伯特.菲斯大声疾呼：“是我们大家——穿着军装或导异族服装的记者——导致了过去曾保护我们生命的中立立场和体面地位的瓦解。如果我们现在不停止这种做法，那么当下一个同行落入暴徒之手并被视为间谍时，我们怎么能提出抗议呢？”。 ④

我们看到，这种错位带来的危机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影响记者的声誉和人身安全，当然，这种错位也许是有人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如此说，我们不妨寻找一下错位原因以及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战时及军事新闻管理的压力使新闻记者定位变形

一些国家的军方对记者的态度在不断恶化，如据法新社2002年4月5日电：以色列军向聚集在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总部前的40名记者抛掷5枚眩晕手榴弹(Stun grenade)。眩晕手榴弹是一种防暴手榴弹，它以响声和闪光使人眩晕迷茫不知所措。虽未接到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的报告。但其中一枚眩晕手榴弹刚好落在一名摄影员的脚上。这群记者聚集在阿拉法的总部前，准备采访美国中东特使津尼同阿拉法会晤的新闻。约有10多名以色列军恐吓记者，要他们尽速离开。以军向空鸣枪，一名以军还通过扬声器喊话：“不准记者采访。”⑤ 此前，还没有此类大规模驱赶记者的报道，这篇文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记者的地位在不断下降。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已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战争状况，因此无论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是新闻媒体，都对战时新闻管理缺乏针对性研究。但我们对这一概念并不陌生，在《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一书中，就看到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发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战时新闻检察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战时空军新闻限制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等数十项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主要是：战时新闻管理由战时新闻检查局执行，集中管理战时全国新闻检查事宜，战时新闻检查局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另有一些工作由国民党宣传部负责。

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新闻实施管理，美国也不例外。海湾战争中，美国新闻界围绕着对国防部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仅在海湾战争期间就进行得非常激烈，即使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其斗争仍然方兴未艾。 据介绍，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就有15个新闻单位驻华盛顿的办事机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抗议国防部对海湾战争中采访新闻的限制。

1992年末，17位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头面人物联名写信给切尼，并送上一份报告，称海湾战争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为隐秘的重大战争”，他们要求和切尼部长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未来战争中的新闻采访问题。信中说：“我们认为在执行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期间，五角大楼的安排使文字和摄影记者不可能对公众及时地描绘战争的真实情况。” 信中列举了媒介在海湾战争期间与新闻界合作的情况即发生的矛盾，对设置记者团的做法提出了异议，并对大多数军方官员不与记者合作，控制记者活动，不让记者接触士兵，对记者施加压力，压制反对意见提出了抗议，指出：“有时军方还有鼓励违反采访准则的情况，企图利用报纸来传播错误信息。” 例如，记者在1991年2月17日一次较为详尽地报道海军陆战队如何实施反对伊拉克军队的两栖作战方案，表面上看，这一信息违反了某些军方的规定，但这些消息是由军方官员提供的，而且还经过了新闻检察官的检查。直至战争平息以后，盟军司令诺曼·施瓦兹科普夫才说明了原因。军方利用了新闻界来传播假情报以迷惑伊拉克军队，军方将安全检查和利用新闻记者的报道结合起来为战争服务。信中还称： “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中，政府这样对新闻进行完全的控制是没有先例的。” 他们认为，要处理好新闻界和军方的关系，既要保护军队军事行动的安全，也要保护公众知情权利。他们同时认为，在前述军事行动中，前者是成功的，而后者却受到了损害。新闻界给切尼的信中还附上一份声明，提出了在未来战争中采访军事新闻的10项原则，它们是：

1、独立报道是报道美国军事行动的主要手段。

2、应限制把记者集中起来发布新闻的做法。集中采访团意味着只要一个新闻记者的代表小组参与任何一次美国军事行动就行了。这些记者小组不应在战争打响24小时到36小时的第一发展阶段还存在，而应立即解散，以利独立报道。记者团的方式并；非采访美军的普遍标准手段。

3、记者应对那些明显不得公开报道的地方采取相应的办法工作，但不应违反独立采访的原则。

4、在冲突地带的新闻记者可由美国军方发给采访许可证，并被要求遵守一系列明确宣布的军事安全规定，这些规定一般是为保护美国军事力量和它们的军事行动而制定的。如果违反这些军事安全规定的话，则可以中止采访许可证或取消许可证，乃至被驱逐出冲突地带。

5、新闻记者应允许接近所有主要的军事单位。

6、军方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应起联络作用，而不应去干预未被禁止的采访报道活动。

7、新闻材料——无论是文字的或是图像的——都不应经过军方的安全检查。

8、军方应负责前线记者团的交通运输问题。战地司令应指示部下允许新闻记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乘坐军用车辆和飞机。

9、军方应派出公共事务官员和记者协调关系，应及时提供安全合适的传输线路设备，使记者的采访报道得以传递出去，同时应在任何情况下保障线路的畅通，以保证独立采访的顺利进行。

10、这些原则应适用于所有的全国媒介联盟系统。据悉，美国的新闻界组织——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广播电视新闻董事长协会和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也对上述信件和报告公开表示支持。⑥

美国新闻界领导人所提出的上述10项原则，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一旦战争开始，这些原则大部将被抛之脑后。军队为了战争的胜利往往是不择手段。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被称为军事策略，为了战争的胜利军方可以向新闻界通报有利于战争胜利的假消息，这在军事上并不违反什么原则。 如据2002年2月21日华盛顿法新电，美国国防部一官员承认，国防部内一个刚成立不久的部门“战略作用局”（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提出，拟建议展开一个广泛的宣传行动来左右国际社会对反恐战争的观点，甚至可能不惜在外国报章刊载捏造的新闻，战略作用局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成立的，领导人是空军上将沃登，其宗旨是要展开宣传行动来影响国际舆论。⑦ 虽然这样的“提案”最后被否决了，但他们能如此想，足见其玩新闻于股掌之上的心态。

军事行动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当军事原则与新闻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唯一评判正误的是国家利益，这是任何“公正、自由”的呼声都无法压住的。记者们为了不遭致“损害国家利益”的谴责，免受排挤，或冒被切断重要新闻源的风险，于是心里的天秤倾斜了，观念扭曲了，身着戎装去迎合这一切。

三、记者的困境与言论自由的困境

从上述我们了解到，新闻界实际上面临着这样一个简单、又无法避免的障碍：即记者几乎无法自行挖掘事情真相，而必须完全依赖那些以国家利益（或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消息来源”。因为“消息来源”的背景导致报道倾向性过于明显，“鲜明”的立场又引起争议冲突另一方的不满，于是他们不再相信记者是客观报道者，并进而对记者动武。而记者则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观点、立场所限，另一方面则因在后来的采访活动中受到报道对象的敌视，无法获得素材，记者又会将这种对立体现在报道中。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对军方或本国政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直至记者只有在本国军队的保护下才可能展开工作，也就根本无法直接接触到对立方的人物或事件。

五十年前当李普曼不得不为“新闻”和“真相”划界线时，曾触及问题的本质：新闻的功能在凸显出事件，真相则是将隐藏意见搬上枱面，呈现相互关系，以使一般人对现实关系有所反应时，能有所依据。由於报导新闻和追求真相目的不同，李普曼断言，“新闻”只在少数有限范围内触及真相，如在足球赛的比分或选举得票数中；而复杂又隐晦的政治生活的结果总是有争议的，新闻报导无法详尽事情真相。

当然，更多的时候新闻和真相的分歧并不是因新闻从业人员表现不佳引起的，而是由于新闻报道运作的时效性，因每一则新闻所分配到的时间、空间、资源都有限。也许现代记者不接受新闻和真相是有区别的说法，因为现代新闻从业人员几乎一致认为， 自己不仅是报导片段信息的人，而是主动追求真相者。正如美国新闻和政治学者艾泼斯坦在其专著《无中生有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 ）一书中所认为的：以新闻术语来说，“有闻必录”(stenographic reporting )是个污蔑性名词；相反地，挖掘隐藏真相的“调查式报导”(investigative reporting)才是记者渴望从事的崇高工作。在水门事件过后，即使批评新闻的人都认为，发掘的力量远远超过仅仅报导事件最新发展。这尽管也是新闻界大力宣扬的，但报道的局制性则是有目共睹的。⑧

在这里我们仅就消息来源对报道的限制来分析。 记者如果想继续从消息来源（如军方或政府方面）得到消息，只有附和消息提供者的利益，否则将陷入无法报道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无法获得素材，二是不能得到受众的信任。无法获得素材只是对一般的记者而言，而对于担任职务的人员来说，则有被撤职的危险，对媒体来说即是连报道的机会都没有了。如在美国白宫“蹲点”的记者，如果哪次在报道中有违白宫发言人的旨意或曲解了政府发言人的意图，则其所在新闻机构有可能接到白宫电话，称其所派记者“太不懂事”，或提议将记者召回另派。再如美军打击塔利班开始后，一方面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部门频频组织新闻发布会，引导“美国之音”等新闻媒体按政府的口径报道；另一方面政府施加各种影响，限制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在各家媒体一致对外的时候，“美国之音”代理台长仅两个月的麦尔娜·惠特沃顶住政府的压力，不顾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政府官员的极力劝阻，支持电台工作人员按原计划于2001年9月25日通过短波向全世界播放了对塔利班领导人的专访，长达4分钟讲话节目，并将其讲话内容刊登在网站上，这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十分恼火。美国各地本来是一片讨伐阿富汗塔利班的声音，突然间出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讲话，这一消息也就传遍了美国和全世界。一周内，“美国之音”电台台长以及主管的国际广播局局长便遭到撤职处理。

另外，如果记者不在报道中以“权威消息来源”作为引证，即有可能得不到受众的信任。因为记者通常都不具评估证据的技术能力，必须仰赖报导权威组织发表对事实的看法和述评。如记者不能自己作医学实验，确定某类引起感冒的细菌是不是会在空气中传播，造成流感，他们必须依赖卫生部门的报告；记者也不能完全肯定某次军事打击对“恐怖分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目标的伤亡情况是否准确等，而要由军事行动的策划者或国防部门来说明和证实。尽管记者由于长期的报道而积累的一些经验，但其毕竟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在受众那里没有权威性可言，但是，一旦引述权威人士的观点，势必又落入了“有闻必录”的俗套。即使以“调查式报导”范例著称的水门事件报道也不例外，其实收集证据的并不是新闻界，而是政府调查部门的人，他们故意泄露消息给《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新闻嗅觉好，敏感性高的记者，记者的角色只是消息来源的代理人。记者在从“消息来源”外获得消息的时并不知道消息是否被窜改、策划或断章取义，也无法确定这么做符合谁的利益，或者结果会如何。

这样记者就陷入了困境，“成为隐敝着的利益的传声筒，因为记者无法真正全盘了解事实真象，并且这不是成为资深新闻人，或加强新闻训练就能补救的。因为问题不在於新闻实务有缺失，而在於消息来源和记者关系，这就是现代新闻事业结构的一部份。” ⑨

“言论自由不只是信念，也是过程、方法、自制的关键，达不到就得忍受社会退化的痛苦，必须可以不受限制、热烈，并公开……讨论公众议题，因为言论自由同样也是‘社会的思考过程’。可能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⑩ 的确，我们现在正在忍受着“社会退化”，要通过不断“加固”自己的神经来面对不时传来的记者遇害的噩耗，并在人们发出的“记者是危险职业”的哀叹中，斟饮非理性地滥用新闻媒介酿成的这杯苦酒。

注释：

①《美新闻杂志销量九一一事件后增加》联合早报电子版新闻：国际 2002-02-17

②《我们是罪有应得吗？》英国《独立报》2002年2月23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3月11日

③资料来源同上。

④同上。

⑤《以军向40记者抛掷眩晕手榴弹》联合早报电子版新闻：国际 2002-04-06

⑥资料来源于潘玉鹏：《海湾战争的继续》，载《新闻记者》1993年第3期

⑦《美国防部战略作用局建议不惜捏造新闻展开反恐宣传》《联合早报》电子版新闻 2002-02-21

⑧《新闻和真相》艾泼斯坦，转引自《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Enduring Issues Mass Communication）E.E.Dennis&A.H.Ismach&D.M.Gillmor编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⑨同上。

⑩《言论自由》吉尔摩，转引自《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Enduring Issues Mass Communication）E.E.Dennis&A.H.Ismach&D.M.Gillmor编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