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

[内容摘要] 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 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 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 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 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 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 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注 释】

[1] 瓦尔特•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 瓦尔特•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22-23页。

[3]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4]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5]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6]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425页。

[7]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8]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