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2)

　作为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民族－国家是具有领土边界的行政实体。没有民族－国家提供的领土平台，主权在民和人民权利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正如近代世界中的殖民地，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也就无法产生平等的人民权利。与此同时，没有民主－国家，民族－国家的生长和持续不断地构建也缺乏制度保障，这在于国土、人民和统治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处于奴役状态并对统治的合法性产生动摇，就会对国家产生离心力。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对人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提了出来。在当时，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蕴就是公共权威和公民的忠诚感实现同步发展。”(21)如果人民不能作为国家主人享受公民权利，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就不会将国家作为“我国”（我们自己的国家），其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就会弱化，甚至背离自己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正是由于一些对自己祖国失望并背离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一个新国家。亨廷顿认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固定的和永远不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同属一国时，国家才会存在，而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有高度可变性的。”(22)除了背离祖国以外，在国内，对国家的失望还会促使人们回归到自己更加认同的政治单位，从而造成国家的分裂和地域化、族群化，由此大大动摇统一国家的根基。特别是对于那些民族－国家体系还相当脆弱的国家，由对国家忠诚感下降而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族群分立主义，很容易导致国家的解体。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地区。

　　作为现代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是内在的统一体，但又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内在理念逻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权与人权、统治与合法性并不总是均衡的一致的。尽管现代国家是根据理性原则建构的，但人的行为经常会受多种具有内在逻辑矛盾的原则所支配，甚至为非理性所左右。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性是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家整体性，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民主－国家的建构理性是民主主义，强调的是构成国家的个体性，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至高无上性。这两种主义如果不能保持相对均衡而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现代国家的生长困难，甚至崩溃。如极端民族主义造成德国和日本的脆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崩溃，使这两个国家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民主主义的过度也容易使国家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体系之中，缺乏整体竞争力而走向失败和解体。

　　由于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空中展开的，能够给予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条件的国家，实在是太少。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不均衡的过程，这也使得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充满着多样性。特别是对于许多在民族独立进程中建构现代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民族－国家的建构尚是一个未完结的过程，而且更缺乏对民主－国家的深刻理解。这也是在当代世界里，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步建构、相对均衡的国家相对稳定，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构不同步并相对不均衡的国家的政治充满变数的重要根源。

　　三、“回归”抑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其特殊性。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世界体系不可能使中国置身于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之外，其历史过程也必然有其普世性。越是进入现代世界体系，愈是这样。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只是这一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已。

　　如果运用传统国家的理论，20世纪以前的中国具有典型的传统国家的特点。前些年，学术界有人对于用“封建主义”这一西方化的尺度标识20世纪前的中国社会表示质疑。事实上，如果从经济社会组织的角度，20世纪前的中国社会的确具有分散的互不联系的“封建主义”特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是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与西欧封建社会所不同的是，在这一个个分散孤立的家庭村落之上有一个庞大的君主专制官僚体制。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通过居住在地域性城市的官僚实施统治。只是“王权止于县政”，中央官僚统治权力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正如韦伯所说：“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离统治者官邸愈远，就愈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23)为此，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24)因此，传统中国更主要的是文化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

　　庞大的君主官僚专制体系严重抑制着新兴社会力量的生长，使传统国家的历史在中国特别长。直到19世纪，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传统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才受到极大的置疑和挑战，从而才有建构现代国家的可能。

　　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的建构都是由于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现代国家的建构首先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孙中山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创立者。他深刻地反思了为什么作为人口最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不堪一击，甚至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原因，这就是“一盘散沙”。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5)为此他首先倡导民族主义，建立以国族而不是家族、宗族为组织基础的现代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应该以民权而不是君权所构造，为此提出民权主义。他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26)民权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式的民主主义。为了对广大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孙中山又提出了民生主义。正是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中国于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反映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特性。中华民族是与中国主权范围相一致的国族，民国是以民权而不是君权为最高权力的制度体系。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是多民族共和的新兴国族，标志着国家权力归属民而不再是君。中华民国可谓是中国的“第一共和”。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现代国家的形式确立，只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开端，并随时有崩溃的可能。一是现代国家能力十分脆弱，随时会受到外敌入侵，主权尚不完整。二是国家处于地方性军阀割据状态，未能建立成功地垄断合法暴力的行政机构和中央权威，乡村社会为土劣所控制。为此，蒋介石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专制政权统一国家，提出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是这一努力由于给人民带来的是无穷的战争和沉重的赋役而遭受人民的强烈反抗，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谓中国的“第二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国家建构在中国的真正开始。首先是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主权国家得以形成，除了内战造成的台湾地区以外，国家主权能够成功地延伸到其领土范围。其次是结束了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并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党和政权组织系统对主权范围的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政治统治。

　　但是，1949年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却是十分不平衡的。由于多重原因，民族－国家的建构远远快于民主－国家的建构，也就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没有能够及时地建构一整套民主制度，以保持政治体系持续不断地运转。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来自于长期革命和政治动员时期形成的特殊的领袖魅力。这种领袖魅力保证了民族－国家的迅速建构，但其个人意志的多变性和至高无上性使国家建构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脆弱的民主政治体制难以节制领袖的能量扩张，结果发生了长达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说明，没有民主－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也缺乏稳固的基础。正是基于此，“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7)的主张，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8)由此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然而，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刻理解，更缺乏民主－国家建构所需要的公民社会基础，使民主－国家建构的过程充满着曲折，民主主义的理想不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

　　与民主主义消退相映照的是民族主义的重新复兴。其深刻的背景：一是改革开放以后致力于经济建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实力，中国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从而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二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资本力量的进一步扩张，全球化浪潮更加猛烈。中国在开放的世界中与他国的交往愈来愈多，也必然与全球化的强势逻辑发生碰撞。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正在生长但尚不够强大的实力，使人们对于国际碰撞特别敏感。正是这一背景下，人们试图在全球化的交往中寻求自己的国族性，以自立自强于世界之林。

　　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里，什么是中国的国族性，怎样才能区别于“我者”（我国）与“他者”（他国）呢？为此，出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不断追寻和回溯，只有向中华文化的回归才能确立国族性，识别“我者”与“他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国族性的建构除了政治整合以外，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历史记忆和“对祖先的崇拜”，甚至为此“重构历史”和“发明传统”。(29)愈是政治整合无法满足国族建构的需要，文化整合就愈强烈。曾经作为中国国学的“儒学”因此得以复兴。“儒学复兴”如果仅限于文化领域，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有一定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当今的“儒学复兴”者恰恰要超越“新儒学”的文化整合的限度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其目的是使国家回归于儒学政治。(30)

　　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不说是否能够回归于传统国家，就是能够回归又有何意义呢？儒学复兴者的假设，就是当今世界的所有人都已陷入到黑暗的迷惘之中，唯独在古老的传统中有一束光芒在那里孤独的笑傲人间。只要向那里奔去，世界从此就会一劳永逸的大同和清明。然而，这一假设却是虚幻的。如果说儒学政治能够带来一片清明，为何以儒学政治为根基的传统中国却充满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霸道和残暴的循环呢？为何人口众多却越来越难以抵御少数民族的侵犯，甚至时时有亡国灭种之忧呢？为何强大的帝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不堪一击呢？可见，回归传统国家并不具有政治的合理性。特别是为了建构国族而“重构历史”和“发明传统”的取向只能将人们引向那从未存在，在当今更无可能的“虚幻世界”。“祖先崇拜”只能识别“本我”，但没有一个处于世界体系之中的现代国家的支撑，这种“本我”的认同只不过是一个难以持续的梦想。

　　对于处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建构，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每个国民的自由发展提供组织平台；通过民主－国家建设，为每个公民的平等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达致每个国民对国族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并不断提升国家的能力。换言之，通过增进社会福祉和保障公民权利而获得政治认同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回归历史传统和伦理关系的文化认同。舍此，别无他途。除非，你想置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之外！

　　而在当今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尚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漫长过程。否则，中共十六大报告何需将政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当然，儒学政治的兴起对于政治学界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在政治学的视野之中，不能没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味地“发现社会”之中而遗忘了“国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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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韦伯：《经济与社会》，转引自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页。

　　④⑨⒁⒄⒅[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1、4、141、20、147页。

　　⑤⑧(2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

　　⑥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

　　⑦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⑩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

　　⑾宁骚教授对“部族”、“民族”和“国族”的概念有相当精当的概括。可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0页。

　　⑿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2页。

　　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6页。

　　⒂转引自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⒃参见[法]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⒆(22)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⒇[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2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5页。

　　(2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5页。

　　(25) (26)孙中山：《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69-70页。

　　(27)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8、333页。

　　(2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美化帝王，甚至渴求历史上强大的帝王“再活500年”的影视作品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

　　(30)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世纪中国网”2004年6月29日“学人文集”。

　　

　　参考文献：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杨心宇：《现代国家的宪政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