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1)

　　[摘要]作为民众翻身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描写一改鲁迅等人的批判色调，充满肯定意味。这种新型示众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取代地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阶级意识取代传统人情成为社会人际关系构架的基础。然而，由于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过于强调阶级怨恨与阶级暴力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使得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示众；革命；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开始，就与示众有着不解之缘。1906年，鲁迅在日本看到一张砍头示众的幻灯片，由此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那时起，示众就成为鲁迅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鲁迅看来，示众包含着政治－社会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内涵。一方面，示众是暴政的产物，是对普通民众的威吓，另一方面，麻木的被示众者与看客，不仅是暴政威胁的对象，而且是暴政的合谋者。“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正是由于这种麻木而残忍的看客的存在，使得暴政得以存在与延续。基于对示众的多层内涵的深刻认识，鲁迅开启了现代文学借示众描写进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这一路向，《药》、《阿Q正传》、《示众》与《复仇(其二)》等作品中的示众描写，都对政权的残暴荒唐与看客的麻木残忍予以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沈从文的《新与旧》、王鲁彦的《柚子》、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继续通过示众展开政治与人性的双重批判。然而，旧政权固然可以利用示众维护自己的权威与社会的稳定，革命同样也可以利用示众颠覆旧威权；民众不仅可以是示众中被威胁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体，示众的主角。作为翻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民众对压迫者的示众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对旧的权力结构的颠覆，也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构。正是因为对压迫者的示众所蕴涵的革命意味，它获得了解放区作家的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由此表现出与鲁迅等人完全不同的色彩。
　　
　　一　威权的颠覆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肯定了游乡示众作为一种革命手段对于土豪劣绅的巨大威胁作用：“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解放区继承并推广了这一革命手段。在解放区文学中，公审地主恶霸的示众是民众翻身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是翻身运动的高潮，也是翻身运动成功的标志。这一新型示众彻底颠覆了鲁迅等人笔下示众的权力结构。在鲁迅等描写的示众中，压迫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示众者与围观者都是被压迫与威胁的对象。解放区的示众中，以前的压迫者则成为被示众者，民众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行动者。通过对压迫者的示众，解放区民众打倒了传统的威权，颠覆了传统的权力结构，真正实现了翻身，成为江山的主人。
　　“几千年的恶霸威风，曾经压迫了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在这种力量底下一贯是低头的。”因此，在斗争之初，民众对压迫者还是存在着恐惧。正是这种恐惧，维持了传统的威权的统治。要使老百姓能够“坐江山”，首先就需要颠覆旧的威权，让老百姓“有江山”之后敢“坐江山”。这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斗争，也需要人格上的斗争。示众则是所有这些斗争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压迫者政治上的清算、经济上的清算，也是人格上的清算。正是通过示众斗争，民众打掉了地主的威风与威权。马加《江山村十日》中的百姓在贫雇农委员会主任吴万申的组织与主持下，对高福彬进行了示众清算。曾经十分威风的高福彬“白眼狼”样的凶眼在台上“鼠匿”了，乖乖地按照民众的意思坦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不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与仇恨，而且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与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对民众的欺压也更为久远与隐蔽，民众对他的恐惧也更为根深蒂固。但在支书张裕民与农会主任程仁的细致发动与认真组织下，他们终于斗垮了钱文贵，颠覆了传统的威权。在斗争之初，钱文贵虽然被押在台上，但他的眼神还是让民众害怕。这种淫威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斗争与经济上的斗争，同样也需要人格上的斗争。通过下跪与戴高帽，“钱文贵的头完全低下去了，他的阴狠的眼光已经不能再在人头上扫荡了。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最后为保性命不得不向“翻身大爷”要求“恩典”。《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凭借日军、土匪、国民党等反对势力的支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以至于百姓“走到半道，远远看见韩老六他来了，都要趁早拐到岔道去，躲不及的，就恭恭敬敬站在道沿，等他过去，才敢动弹”。在新政权的支持下，觉醒的民众终于克服了对旧威权的恐惧，在示众大会上彻底清算了他的罪恶：“韩老六亲手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弄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最后，在参与示众的民众的坚决要求下，韩老六被从肉体上消灭，从而从根本上消灭了压迫者的威权，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使百姓真正成为土地与社会的主人。《李家庄的变迁》一开始就是讲述李如珍欺压百姓的故事，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操纵议事、敲诈勒索、栽赃诬陷、私设公堂，无所不用其极，使百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他不仅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而且借中央军清除异己。然而，压迫越凶，反抗越烈，最后，李如珍被参加示众斗争的民众活生生撕裂，彻底消解了他的威权。正是通过这一新型示众，民众颠覆了旧威权，拥有了江山。《江山村十日》中民众翻身后将村庄名称由原来的“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现出“老百姓坐江山”的喜悦。《李家庄的变迁》白狗在决定小毛命运时“咱的江山咱的世界”这一表述，更是凸显出翻身后的民众的自信：“就叫县长把他带走吧!只要他还有一点改过的心，咱们何必要多杀他一个人啦?他要没有真心改过，咱的江山咱的世界，几时还杀不了个他?”在翻身后的百姓眼中，传统威权不再有任何地位。

　　
　　二　社会的重构
　　
　　民众翻身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次社会革命。解放区的示众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的颠覆，也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改造。对政治权力结构的颠覆需要以社会人际关系的改造为前提与基础。翻身运动中“发动群众”一环是决定示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所谓“发动”首先就要求民众克服“人情面子”观念，以阶级情感改造传统社会的血缘一人情关系。乡土中国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密社团”，其“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这种人情网络中，人们的阶级意识十分薄弱，使阶级斗争工作难以展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就是村干部与地主们也有各种人情上的藤藤绊绊，治安员张正典是地主钱文贵的女婿，农会主任程仁又与钱文贵的侄女相好，老村长赵得禄借了地主江世荣两石粮食，因此也就硬不起来，“所以斗哪一个，也有人不愿意!”《暴风骤雨》中萧祥等初到元茂屯时，同样在人情面前碰壁。开发动会时大家都同意斗大肚子，但都不愿斗本屯的，而是希望斗外屯的。“这屯没有，去斗外屯呗，外屯大肚子有的是。”白胡子老头的话潜含着民众的人情顾虑。前几次斗争韩老六的失败，也是由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网络，大家都“不敢撕破脸，去得罪他们”，因此被他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江山村十日》中的高福彬利用小恩小惠与亲属关系拉拢刁金贵、孙老粘、陈二踹子、高老太太等人，从而削弱反对自己的力量；他甚至通过刁金贵组织与把持第二任“小组会”，将贫雇农引入歧途，使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民选村长邓守桂，而不是地主高福彬。
　　要想彻底打倒统治者，不仅需要使民众克服对地主传统淫威的恐惧，同时也需要使民众打破传统的人情面子观念，解构传统的人情网络，这样才可能真正以阶级意识对地主进行彻底“清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会主任程仁在示众时带头清算钱文贵时，说出了斗争地主的两大关键因素：清算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勇气，“咱们再不要怕他了，今天已经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而且需要人情上的勇气，“咱们再不要讲情面”，只有这样，才能“同吃人的猪狗算帐到底”!这种“不讲情面”的“算账”要求民众以阶级一怨恨克服传统的血缘一人情，将地主阶级对民众的阶级压迫一一罗列出来，从而论证革命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正是凭借阶级一怨恨，翻身过程中的民众克服了政治与人情的双重障碍，主动与地主进行阶级清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民众在“不耍私情”的程仁这个“咱们的好榜样”的带动下，争先恐后地与钱文贵进行阶级清算，要求钱文贵“有钱还债，有命还人”。《暴风骤雨》中斗争韩老六的示众“是咱穷人报仇说话的时候”，无论是老实巴交的老孙头，孤家寡人的张寡妇，还是年老体迈的老田太太，都不再“讲情面”，积极站出来盘点韩老六的罪恶。
　　为了使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不仅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恶霸可以是示众清算的对象，小地主甚至富农同样可以成为示众清算的对象。土改斗争应该“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依据群众觉悟及组织程度逐步推广打击面(总的打击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乡村人口百分之十)。这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农民要求先向他们最痛恨的属于富农、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中的保甲长、恶霸分子施行斗争，我们也不允许。特别是因为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应当允许农民这样做”。马加《江山村十日》中的阶级矛盾明显不如《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那样尖锐、激烈、集中，高福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都不如钱文贵、韩老六。然而，在这一更接近农村原生态的作品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阶级一怨恨对血缘一人情的颠覆。在这个由各种干亲、姻亲、血亲、故旧组织起来的人情社会中，高福彬的最大罪恶就是借出官车霸占了金永生的几垧地。通过“划阶级”，民众树立了自觉的阶级意识，通过阶级而不再是通过人情确定人际关系。高福彬的干亲孙老粘，带头清算高福彬，由此确立了自己的阶级身份，获得了大家的认同。金永生则打断高福彬“咱们都是开荒占草的老户”这种人情诉求，坚决清算他的阶级压迫。高老太太最终与高福彬家悔婚，加入贫雇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