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伫中区以玄览”

《文选》卷十七陆机《文赋》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中区”一词，历来解释不同。张铣曰:“中区，中都也。” （《六臣注文选》卷十七，《四部丛刊》影南宋刊建州本） 《六臣注文选》里看不到李善对“中区”的解释，尤刻本李善注《文选》则多出“中区，区中也” （1974年中华书局影北图藏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 一句解释。这句话未必是李善注的原貌，据傅刚师的研究，“尤刻本不能代表单李善注本，不管它是否从六臣本中抄出，都不能用来对单李善注本下结论” （见傅著《〈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但我们可以从别处得到李善对“中区”一词的认识，《文选》卷三十谢玄晖《始出尚书省》云:“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诗歌前两句用光武帝刘秀的典故 （事见《六臣注文选》李善注引《东观汉记》及《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以其得到洛阳父老的拥护，比喻齐明帝在建康恢复了政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引《文赋》“伫中区以玄览”来注谢诗“中区”一词 （《文选》卷三十） 这表明在李善看来，“中区”是指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当代学者则有不同看法，如钱锺书先生云:“区中 （笔者按:此处用尤刻本李善注） 即言屋内。盖前二句谓室中把书卷。” （《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版，第1181页） 程千帆先生云:“中区，谓宇宙之中也。” （《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59页） 周汝昌先生认为“中区”即“心的位置之意” （《〈文赋〉即“文心”论——兼评〈管锥编〉之解“玄览”》，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7—18页） 。以上诸家，说各有理，孰是孰非，很难遽定。

考察和分析东汉魏晋时代“中区”一词在史传和文集中的用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作出一个选择。

首先，“中区”可以用来指称洛阳或洛阳周围的中原地区。蔡邕《释诲》云:“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开阊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 这段话是说光武帝顺时而起，平定天下，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宣太平于中区”，是指刘秀定都后进行的一些寓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活动——建武二年（26）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中元元年（57）又在洛阳“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蔡邕的文章表明，在东汉人看来，“中区”是指都城洛阳一带。汉末魏晋时期的文人沿用了这个涵义，徐干《序征赋》叙述自己在建安十三年（208）从曹操征刘表，在赤壁之战后从南方返回中原:“乃振旅以复踪，溯朔风而北归。及中区以释勤，超栖迟而无依。” （《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武部·战伐”） 这里以“中区”指称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阮籍《大人先生传》云:“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2页） 这是以“中区”指称洛阳和中原地区。与陆机同时代的西晋文学家皇甫谧、张华在他们的序文和著作里，也出现了“中区”一词。《文选》卷四十五皇甫谧《〈三都赋〉序》曰:“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张华《博物志》卷一云:“周在中区，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面少室，北背太岳。三河之分，雷风所起，四险之国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里显然都是以“中区”指称中原地区。

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周成王派召公兴建洛邑 （《史记》卷四《周本纪》） ，当时称为“成周”。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何尊”铭文云:“惟王初迁，宅于成周。王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之所以兴建成周，是因为镐京偏处西方，而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纪》） ，便于周王对东方诸 侯的统治和管理。到东周时代，平王因犬戎之乱而迁都洛邑。此后，东汉、曹魏、西晋政权相继立国中原，定都于伊洛地区。大致说来，在东汉、曹魏、西晋时代，时人皆有河洛王里的观念。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北朝史书里，也出现了“光宅中区”、“徙县中区”、“伊洛中区”的说法。

其次，“中区”可以用来指称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除前引谢玄晖《始出尚书省》一诗外，唐钞《文选集注》卷四左思《蜀都赋》云:“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匝”是围成圈的意思，“兼”有两和二的意思。“金城石郭，兼匝中区”，即是说“金城”和“石郭”共围绕成都城的中心两圈。

第三，“中区”可以用来指代某物的中部。如晋曹摅《围棋赋》云:“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围棋”）

以上分析了“中区”三种不同的涵义，结合陆机所处的时代，西晋洛阳既是中都，也是政权统治的中心。张铣以为“中区”乃“中都”之意，李善将“中区”理解为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两者并不冲突，都是正确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讲到光武帝定都洛阳时写道:“睿哲玄览，都兹洛宫。”这一句可以与“伫中区以玄览”的说法相参照，《东京赋》所谓“洛宫”恰好正是《文赋》所谓“中区”的意思，张衡八个字的意思，似乎被陆机用七个字表达出来了。《东京赋》可以作为我们解释“中区”的一条有力佐证。

上面我们分析了“中区”一词的涵义，下面再看“玄览”一词。李善注引了《老子》和“河上公注”来解释“玄览”一词的出处和涵义:“《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李善所引的《老子》“涤除玄览”一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作“修（涤）除玄监（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54页） 。高亨先生首具卓识，在其所著《〈老子〉正诂》中指出“览”本当作“鉴”字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监”即是“鉴”的本字，象人张目以临水盆之上，是以水为镜，见于甲骨文和铜器铭文。“鉴”字后起，是以铜为镜。“览”也是从“监”的意义分化而来，最初的“览”字是在“监”下加一个“见”，但是后来“览”的意义分化了，它不仅可以指照水盆、照铜镜，而且可以指观览世间的万事万物，已经是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而《老子》所用的“玄鉴”，显然是一个名词，其基本意义是镜子，也可以比喻为心镜，正如高亨先生所释:“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老子》“涤除玄鉴，能毋疵乎?”一句意即清洗心镜，能让它没有瑕疵吗?

但在汉代以后的《老子》传本里，“玄鉴”却被误读为“玄览”。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是汉代以后通行的《老子》注本，“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一句，河上公注曰:“当洗其心使洁净也。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事，故谓之玄览。”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页） 王弼注曰:“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依河上公的解释，“玄”是作为“览”的状语，“玄览”是动词。王弼解释“玄览”具有鲜明的玄学色彩，动词义也十分明显。河上公与王弼对“玄览”的解释与《老子》“玄鉴”的原意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概括二家的解释，“玄览”即聪明省察、深识远览的意思。

东汉以后所用的“玄览”承袭了河、王二家的意思，除前引张衡《东京赋》和陆机《文赋》外，曹植《卞太后诔》赞扬其“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览万机，兼才备艺” （《艺文类聚》卷十五“后妃部·后妃”） 。陆机《羽扇赋》云:“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页） 其文中所用“玄览”一词，均是聪明省察、深识远览的意思。 可见，在陆机所处的时代，“玄览”已具有特定的意义，与“玄鉴”的意思已相差甚远。需要注意的是，李善所引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事）”只是对“玄览”一词的解释，其对“中区”一词的认识并没有《老子》思想的色彩。

陆机在诗文中多处用到“伫”字，与“伫中区以玄览”一句句式类似的有《吊魏武帝文》，其中写到曹操在未发迹时，发展培育自己的势力，后来才得以龙飞凤翔:“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以遐飞。”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第115页） 可见，“伫”可以理解为置身某处的意思。此外，对“伫中区以玄览”一句的理解，还涉及《文赋》正文第一段（从“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到“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是陆机自指还是泛指的问题。如果是泛指文人的创作和心理活动，则“中区”显然不能理解为洛阳或中原地区，因为不是所有的创作活动都发生在中原地区，而只有当这段话是陆机自指时，“中区”指中原地区才有可能。从段末“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一句来看，“聊”有自谦之意，应该是陆机自指而非泛指。《文赋》从第二段开始才是陆机对文学创作普遍规律的总结。

总之，“伫中区以玄览”即是身处洛阳（或泛指中原地区）、远览深识的意思。

以上我们不惮其烦地引用史传、文集、子书和考古材料，希望弄清“伫中区以玄览”的确切涵义，其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确定《文赋》写作的年代。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后人意见不一，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赞同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的意见，认为《文赋》作于陆机二十岁左右或入洛之前，如清人王鸣盛、何焯以及姜亮夫先生等。第二种则认为是作于入洛之后，如逯钦立先生、牟世金先生、周勋初先生、毛庆先生等。关于以上诸家意见的撮述，请参考逯钦立先生《〈文赋〉撰出年代考》 （见逯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422页） 与刘跃进先生《中古文学文献学》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6页）。 如上所述，“伫中区以玄览”既是身处洛阳、远览深识之意，则《文赋》是在洛阳或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创作的，也就是说《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以后。

至于《文赋》的具体写作年代，我推测是公元298—300年间陆机担任秘书省著作郎时。陆机《吊魏武帝文并序》云:“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第115页） 晋惠帝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陆机时年三十八岁，“台郎”即殿中郎，尤刻本《文选》卷三十七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陆机）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秘阁”即秘书省的藏书阁。

陆机从298年任著作郎起，直到永康元年（300）才转任赵王伦的相国参军。《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云:“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据《晋书》卷四《惠帝纪》，赵王伦辅政在永康元年夏四月，“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晋书》本传不言陆机任著作郎事，《资治通鉴》卷八十三则云相国伦以“殿中郎陆机为参军”，恐误系。据《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引陆机《诣吴王表》云:“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殿中郎属尚书省，亦在台郎之列。陆机在表文中将自己和台郎区别开来，则相国参军显然不是转自殿中郎，而当徙自著作郎。

著作郎为史官，掌起居注。陆机任著作郎时，参与“议《晋书》限断” （见《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 。同时，陆机还担任为晋朝撰写起居注的任务。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云:“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此外，陆机还撰写了地志《洛阳记》 （《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国史部·地理”） ，记述中都及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这或许是受了挚虞《畿辅经》和潘岳《关中记》的影响。著作郎兼掌秘阁藏书，而当时图书已按照荀勖《中经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概陆机因任著作郎之机缘，得以亲睹历代典籍、著述与文章，才激发他总结文人创作活动的规律。或许《文赋》中“颐情志于典坟”和“游文章之林府”等语不是泛泛而言，而确与其担任著作郎一职有关。

陆机从“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以吴之名家，志气高爽，看不起写《三都赋》的左思，打算等他完成后，用来“覆酒瓮”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到他担任著作郎时“伫中区以玄览”，从事编纂晋朝起居注以及撰写《洛阳记》等工作，显示了陆机思想认识的变化和身份角色的转换。入洛仕晋后，陆机虽然时有思乡之情，但经过多年中原文化的熏陶和京洛风尘的吹打，陆机已逐渐融入中朝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潮流。这时，陆机或许已不仅仅将自己视为吴人，而是生活在洛阳的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