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朱自清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

【关键词】 朱自清；赋比兴；本义；表现方法

　　辛亥革命至建国时期，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最为深入、最为广泛。我们要对朱自清的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朱自清赋、比、兴研究的学术背景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消亡、经学时代的结束，《诗经》的性质在人们的观念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儒学经典变为文学诗集，对赋、比、兴的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研究还在继续，如探寻《周礼》“六诗”赋、比、兴本义，分析《诗经》赋、比、兴表现方法，阐发赋、比、兴理论的美学理想；有些则逐渐消亡了，如汉儒借助比、兴比附经义，陈子昂、白居易借助赋、比、兴宣扬儒家政教文学观念，把赋、比、兴当作表现儒家政教思想内容的“谲谏”方法，这种观念只是被当作历史现象加以分析，而不再有人提倡；有的学者是研究赋、比、兴的研究史，进行研究之研究；有的则是在反封建大旗的指引下，怀疑甚至否定经学的阐释，视经学的阐释为“堆在《诗经》上面的瓦砾”，必须清除，对赋、比、兴的研究也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怀疑精神，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
　　1925年，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发表了一篇题为《起兴》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使赋、比、兴的研究出现一次高潮，这次研究高潮主要集中在对《诗经》表现方法的研究上。顾颉刚察觉到朱熹《诗集传》对赋、比、兴认识与标定的混乱，于是通过对现代民间歌谣表现方法的分析去推论《诗经》中的起兴，在文章中列举了“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阳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多许难”等九条民谣开端的资料，说：
　　在这九条中，我们很可看出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例如新做媳妇的美，并不在于阳山顶上竹叶的发青；而新做媳妇的难，也不在于阳山顶上有了一只花小篮。它们所以会得这样成为无意义的联合，只因“青”与“音”是同韵，“篮”与“难”是同韵。若开首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了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了陪衬，有了起势了。
　　顾颉刚认为起兴与下文“无意义的联合”，只是为了避免开端“突兀”，而以“兴”协韵发端。
　　何定生也运用相同的方法推导出相同的结论：
　　所谓“兴”者，正正就是像前举的民谣那半首没干系的句法；而也是那换声的方法了。故我们要是下个“兴”的定义，就是：“歌谣上与本意没有干系的趁声。”乱七八糟，什么东西，撞到眼，逗上心，或是鼓动耳朵，而适碰著诗兴，于是就胡乱凑出来——或者甚而有时诗意都没尝打算，只管凑凑成了。这个就是“兴也”所成的《诗经》的秘密。
　　在研究目的上，顾颉剐、何定生不是探寻朱熹等经学家对“兴”的认识，而是探寻《诗经》文本之“兴”的本义；在研究方法上，以今证古，并且是以部分代整体，其实现代民歌中的“兴”既有与下文意义无关的兴，也有与下文意义有关的兴，而且多与下文意义有关；《诗经》中“兴”也同样存在无关、有关两种，并且也是无关者少、有关者多，如《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等等，也许今天看不出兴与下文的联系，可是要知道《诗经》创作的时代尚处于类比联想阶段，只要客观物事与主观情志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哪怕诗句句式的相似，时人便认为他们之间存在逻辑关联，便可进行类比联想。所谓“歌谣上与本意没有干系的趁声”，既不是古代经学家对兴的认识，也不尽符《诗经》创作的实际。唐以前的经学家都认为“兴是譬喻之名”，朱熹则认为兴分取意与不取意两种；从《诗经》的创作实际看确实存在不取意的兴，但大多数的兴与下文存在意义上的联系。
　　锺敬文《谈谈兴诗》则是以《诗经》文本之“兴”本义为标准评价朱熹对赋、比、兴的解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朱熹《诗集传》中已经发现与下文无意义关联的兴，他引朱熹对《小星》的解释并加以分析说：
　　其实，朱熹这老先生在《集传》里也说了几句很高明确当的话。“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他对于这诗解释道：“盖众妾近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用这话说明兴义，谁还比它来得更其精确?——郑樵的话虽比较详细，但却没有说到“它们所以会得这样成为无意义的结合”是由于要凑韵之故的要点。
　　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诗集传》标定赋、比、兴的混乱。最后锺敬文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兴分作两种：(1)只借物以起兴，和后面的歌意了不相关的，这可以叫它做“纯兴诗”。(2)借物以起兴，隐约中兼略暗示点后面的歌意的，这可以叫它“兴而带有比意的诗”。锺敬文的看法已经比较接近《诗经》创作的实际情况，只是对兴的认识、称谓与兴之本义及古代经学家的认识不同。

　　
　　二、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由关于《诗经》表现方法的争论引起，但他的研究比当时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更深入广泛，他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我们按照纵向序列将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重新排列一下，大致应如此：
　　关于《周礼》“六诗”之赋、比、兴本义的研究，朱自清在《比兴·赋比兴通释》中作了大胆的推断。他认为：
　　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
　　大概“赋”原来就是合唱。
　　“比”原来大概也是乐歌名，是变旧调唱新辞。
　　“兴”似乎也本是乐歌名，疑是合乐开始的新歌。
　　朱自清认为首先提出赋、比、兴的《周礼》是将它们与风、雅、颂称为“六诗”并列提出的，它们的本义不可能是表现方法，这是非常英明准确的推断，但对赋、比、兴本义的具体解说则属于过于大胆的臆测，而且只有臆测，没有论据和论证。
　　关于《诗经》的表现方法，朱自清在写给顾颉刚《关于兴诗的意见》中提出了三点看法：

其一，对不同含义的兴加以区分。朱自清认为：
　　《诗大序》及《毛诗传》所谓“兴”，似皆本于《论语》中“《诗》可以兴”一语。其义殆与我们所谓“联想”相似，周岂明先生《谈龙集》里以为是一种象征，颇为近理。……其实照《大序》及《毛传》所指明，兴确是比之一种，不过涵义较为深广罢了。……“兴”之原意不与兄(指顾颉刚)所说相同；虽然弟还相信兄说符合实际。早期的歌谣若有艺术可言，兄所说的“起兴”必是最主要的。说“起兴”一名可借以说明古今歌谣的起句的确切的价值与地位则可，说所谓兴诗的本义应该如此也可：说“兴”之一名原义应该如此，那就还待商榷了。
　　朱自清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不同含义的兴加以区分，他追溯到“兴”概念发生的源头，并将最初提出“兴”的本义以及《诗序》《毛传》等经学家对兴的认识与歌谣的创作实际区别开。《周礼》《论语》最早提出“兴”，《周礼·大师》所言“六诗”之“兴”与《论语》所言“《诗》可以兴”之“兴”都不是分析《诗经》的创作方法，而是作为用《诗》方法提出来。运用用《诗》方法的兴去读《诗》赋诗，都是运用“引譬连类”的方法达到“感发志意”、“言志”的目的，《诗》与用《诗》者从中所感发、所言的“志意”之间一定存在相似或相关的关系，一定存在意义的关联；汉代、宋代经学家运用兴法说诗的目的不同，包括《毛传》在内的汉代经学家沿用用《诗》方法的兴解说诗义，并将个人的“感发”说成是诗人本意，沿用用《诗》方法的兴解说诗义，兴诗与所感发的诗意之间一定存在意义的关联，一旦涉及诗人本意，就等于说诗人运用了兴法表达了兴意，《毛传》标兴说诗客观上使兴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使兴从用《诗》方法逐渐演变为表现方法；宋以前的经学家重在沿用兴法解说经义，而宋代的经学家一方面“疑古思辨”，怀疑汉代经学家沿用兴法所感发的兴意，另一方面受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影响，运用赋、比、兴去分析《诗经》的表现方法，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诗经》创作的本来面目，发现《诗经》创作实际中的“兴”存在取意与不取意两种。就表现方法而言，朱熹对赋、比兴的解说已比较接近《诗经》创作的实际情况。
　　其二，从早期民谣创作方法之兴的源起推断《诗经》之兴的本义。朱自清认为：
　　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连着。……音韵近似，便可满足初民的听觉，他们便觉得这两句是相连着的了。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诗经》中常有相同的起兴的句子，古今歌谣中也多……。
　　朱自清的整体思路是清晰的，但此处的推断，也许可以说明《诗经》中运用套语发端、全不取意的兴的源起，却无法说明《诗经》起兴的全部，因为《诗经》中的起兴大部分与下文有意义上的关联。其实，即便初民的歌谣创作也可以运用与下文有关联的物事起兴。
　　其三，对作为表现方法的赋、比、兴加以解说。朱自清说：
　　其实比兴原都是赋，因与下文或涵蕴的本义的关系，才有此种区别。赋是直说：比是直说此事以譬彼事，而彼事或见于文中或否(如《诗经》中之《鸱鹗》，《黄鸟》)；兴是直说此事以象征彼事，——或用兄说，直说此事，任意引起他事。
　　此说与刘熙载的解说大致相同。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风》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此说的优点是注意到了文本表层含义(象)与意象深层含义的区别，就文本表层含义(象)而言皆为赋，意象若寓深层含义则为比兴；缺点是将古人所说的三种方法加缠一处，若依其说，所有比当称作“赋而比”，所有兴当称作“赋而兴”了。其实，古人主要是根据意象深层含义的有无深浅来区分赋、比、兴的，若是意象深层含义“譬彼事”或“象征彼事”，那就已经不是赋了。

　　关于《毛传》《郑笺》对赋、比、兴的认识，抗战前朱自清所著《比兴》(后收入《诗言志辨》)中专设《毛诗郑笺释兴》一章，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有：
　　第一，在《毛传》《郑笺》那里，比兴是与政教内容紧密相关的谲谏的方法，文中说： 《诗大序》说，“风”是“风化”“风刺”的意思，《正义》云：“皆谓譬喻不斥言也。”那么，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所谓“譬喻”，不止于是修辞，而且是“谲谏”了。
　　虽然以“风”的含义作为推断比兴作用的论据未必恰切，因为“雅”、“颂”也用比兴，但的确可以在《毛传》《郑笺》对兴诗的解释中找到注重比兴“谲谏”政教功能的充分证据。
　　第二，由于“一百十六篇兴诗中有一百十三篇都发兴于首章”，于是认为“兴”是“譬喻”、“发端”，并以是否“发端”区别比、兴，朱自清说：
　　《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
　　兴是譬喻，“又是”发端，便与“只是”譬喻不同。前人没有注意兴的两重义，因此缠夹不已。他们多不敢直说兴是譬喻，想着那么一来便与比无别了。
　　说《毛传》《郑笺》认为兴是譬喻，这是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的，虽然并不符合《诗经》创作的实际。但说兴是首章“发端”，就不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了，因为《豳风·鸱鹗》《小雅·鹤鸣》整篇“‘只是’譬喻”，并不是首章结构的“发端”起辞；因为《毛传》在《秦风·车邻》二章次句下标兴，在《小雅·南有嘉鱼》三章次句下标兴，明章章皆可兴；特别是《毛传》认为《鲁颂·有駜》首章第五六句的“振振鹭，鹭于下”是兴。也就是说，认为章中也可兴；从《毛传》《郑笺》对兴诗的解说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兴在结构形式上“发端”起辞的艺术特征，而只是注重兴在深层喻意上“发端”起情的政教功能。在本文中，朱自清也说《毛传》认为章章皆可兴，未必只首章“发端”，他说：“《南有楞木》二三两章的首二句是复沓首章的；首章的是兴句，二三两章的自然也可说是兴句。……兴诗中全篇各章复沓的共五十三篇，快到一半了，这些都可以说是‘首章言兴以咳下章’的。”这是符合《毛传》《郑笺》对兴的认识的，但与前首章“发端”说多少有些冲突。《毛传》《郑笺》既然尚未认识到兴“发端”起辞的艺术特征，自然也就无法以“发端”为标准区别比、兴。
　　此外，朱自清还认为“《毛传》兴诗的标准并不十分明确，以这些兴诗为例，似乎还可以定出好些兴诗来”。最难能可贵的是，朱自清始终能将经学家的认识与作者本意区别开来。他说：“《传》意也只是《传》意而已，至于‘作诗者之意’那是很难说的。……《毛传》所谓兴，恐怕有许多是未必切合‘作诗者之意’的。”
　　关于兴的源起，朱自清在《比兴·兴义溯源》中， 将兴的源头上溯到春秋赋诗言志，认为毛郑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说诗。他说：
　　(赋诗言志)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指毛郑)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
　　朱自清虽然尚未认识到赋、比、兴原本就是对赋诗言志用诗方法的概括，但在当时能认识到毛郑“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就已经是全新而深刻的判断，只有对春秋赋诗及毛郑说诗作全面深入的研读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朱自清还发现《毛诗》不仅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说诗，而且在《湛露》《鸿雁》《黍苗》《葛菡》《桑柔》等诗的说解中还沿袭了赋诗引诗的用诗之义，他说：“可看出《毛诗》比兴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之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
　　关于比兴对后世的影响，朱自清在《比兴·比兴论诗》中，认为后世用比兴说诗“开端的是宋人。这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说是毛、郑的影响，不过破碎支离，变本加厉。……另一类是系统的用赋比兴或‘比兴’说诗，朱子《楚辞集注》是第一部书”。
　　后世还用比兴论诗，朱自清说：“至于论诗，从唐以来，‘比兴’一直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后世所谓‘比兴’虽与毛、郑不尽同，可是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的作用。白居易是这种诗论最重要的代表。……他(指白居易)说‘风雅比兴’，又说‘美刺比兴’……这样，后世论诗所说的‘比兴’并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
　　其实，在后世用比兴论诗中，还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注重的不是比兴的政教功能，而是比兴的审美特征，如钟嵘、司空图、王夫之等，他们所说的比兴也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
　　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当时，相较而言，他对赋、比、兴的研究最为深入，逻辑思辨色彩也最为鲜明，这可能和他在大学学哲学的功底有关。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除个别地方稍嫌简单武断外，就其主体而言贡献巨大。其贡献不仅仅在结论，更在其充满理性色彩的研究方法给人的启发，他能够将赋、比、兴概念提出时的本义、《诗序》《毛传》对兴的认识、《诗经》创作方法及其源起、后世用比兴说诗论诗等不同方向、不同目的的阐述分开来研究；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系统。这种科学严谨的研究在当时及至当下的赋、比、兴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概念类似赋、比、兴，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朱自清对赋、比、兴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