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文化与诗可以群(1)

【内容提要】
《诗经》时代的“诗可以群”分有下层的群而歌与上层的群而诗，汉乐府民歌继承前者，公宴诗继承后者，晋代又生贵族游宴诗。唐以诗取士，诗人群渐盛，群而诗亦多。进士文化引起政治之变，形成了时代的感召力，确立起新的价值观。重诗而诗人众，改变了思想、行为方式，造成精英文化的开放性、外向性，使之由“独”而“群”。唐代“诗可以群”在延续并改变了上层的群而诗同时，更提升了下层的群而歌。

“兴、观、群、怨”是孔子论诗歌功能的一个重要命题，见于《论语?阳货》，其中的“群”被释为“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和而不流”（朱熹《四书集注》语）等义。由于孔门既重视诗歌、音乐的教育，又常得师生间切磋之乐，互相交流思想，情感融洽，诗歌在其中常能起曲喻胜于直言，兴发多于灌输的作用，“群”与“兴”可谓相辅相成，在四者之中尤为重要。而综观诗歌史的发展，“群”经由了春秋之起，两汉之续，魏晋南北朝见于诗体之发展，而尤盛于唐朝。可以认为，唐之为诗歌黄金时代，与“群”大有关系，而这又与唐代进士文化密不可分。

一 群而歌与群而诗

考察诗歌发展的历史，“群”具有产生在下层的“群”而“歌”，以及上层的“群”而“诗”之别，《诗经》时代即如此。

下层的“群”而“歌”主要体现为创作。从《诗?豳风?七月》可知，西周时期，农人终年从事劳动，只是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后，才“穹窒熏鼠，塞向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虽《诗经》中可见劳动中群歌互答的情景，但《汉书?食货志》认为，民歌创作主要在冬天“入室”之时：“春令民毕出在，冬则毕入于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待来春则有采诗之举：“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虽说有人怀疑采诗制，但不仅是《礼记?王制篇》有“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说，更早的《左传?襄公十四年》，也已有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一说，杜预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可见在左丘明之前已有遒人之职，不必待汉人才有采诗一事。颜师古将“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释之为“各趣农晦”，无非是从事春种秋收，那么，冬“藏”而无农事，“民既入”之“群”，也显然具有农业文化的背景。他又将“各言其伤”解释为怨刺之诗，如此，则“群”与“怨”可谓相辅相成，“相与而歌”所体现的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可见，下层的“群”而“歌”，比较接近“群居相切磋”之意。

上层的“群”而“诗”主要体现为诗的运用。与原生态的男女之“民”“相与歌咏”不同，虽说《诗经》有“家父作诵，以究王”（《小雅?节南山》），“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等“究”、“告哀”之作，但主要是个人化的，诗之“群”尚待于“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外交活动。孔子在紧接“兴、观、群、怨”后所说的“远之事君”，是对诗与君国大事之间关系的总述，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则专言诗之用于外交活动。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事：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君，赵孟请赋诗“以观七子之志”。结果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子石）赋《蟋蟀》，公孙段（子石）赋《桑扈》。可见，郑国诸臣都在借赋诗而称美赵孟，意在联络晋国与郑国的友谊。朱先生引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语：“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①这种“群”而“诗”的外交活动，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以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谕志，目的在于通过“兴”而达到“群”的沟通、交流，以求密切关系，增进友谊。

由于称诗谕志的史实，杨树达先生《论语注疏》不从古人之说，而自有符合诗之功能的解释：“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

朱熹所说的“和而不流”虽较虚泛，将以上两者合观之，却也大体能涵盖“群”之意义。

“诗可以群”是儒家关于文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看法，春秋时代因诸侯国多外交活动，“称诗以谕其志”将这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汉书?艺文志》指出：“《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既涉文体的兴衰转换，更因为“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诗之“群”也随之隐退。班固所说的“贤人失志之赋作”，应主要指屈、宋之《楚辞》。《楚辞》之作，是诗人创作的真正开始，主于自诉，《诗经》的民

歌时代不再。贤人失志而作赋，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使之发生了似与春秋时期相反的变化：诗之作由下层民歌为主转为上层之诗，而诗之用则由上层的称诗谕志转为民间之唱，楚国的一人歌之而“国中属和”可见其状。

如果说先秦时期男女相从咏唱的是“歌”，而“诗”主要是私人化的创作，“群”则体现为“称诗以谕志”的“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那么汉代就有了兼及上下的集体创作，使“诗可以群”再度兴盛。汉代行采诗制，从所采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中，可以体会其中继承、发扬《诗经》时代下层“群”而“歌”、“歌”而“怨”的精神，《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主要见于乐府民歌。而另一方面则是汉武帝的“柏梁展朝之诗”（《文心雕龙?时序》），因“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文心雕龙?明诗》），而曾有过皇帝与群臣的连句作诗。但由于此后“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文心雕龙?时序》），主要是学者的活动，或是辞赋的创作，而非上层的诗歌集体活动，因此从创作的主流看，汉代“诗可以群”应主要是行于下层的“群”而“歌”。

上层“群”而“诗”之再兴，是建安、曹魏之时。因“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故能造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的创作盛状（同上）。可见，统治者对人才的尊重是文学繁荣的前提。自此以后，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的“诗可以群”，从公宴赋诗发展出遵命或奉命文学，即应制、应诏、应教诗等，而新的创作形态则为诗赋的同题共作、赋得诗、联句诗等②。

由于魏晋六朝的“诗可以群”主要行于公宴、朝会，属遵命文学，真正的诗人言志抒情的诗歌创作，是很少以“群”的状态出现的。尽管建安时期曾有《文心雕龙?时序》所说的“俊才云蒸”，“七子”也多经历过汉末的动乱，眼界不窄，但他们对最高统治集团来说，实际上是以幕客的身份出现，“群”而作诗只是“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而已，他们表现真情实感之作，多非出于此种场合。在同题共作的诗中，都是以颂扬曹魏盛德为主旨，并无多少区别。因之，此期抒情言志的“群”而诗，不属于宫廷文学，而是贵族的游宴文学。西晋的金谷游集，东晋的兰亭集会，都是著名的贵族集体文学活动。前者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由富商、重臣石崇所组织，有30人参加。后者是东晋永和九年（365），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等41人在会稽兰亭的集会。后者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知名，集会的主题是在山水之中领会生命的意义，在究天人之际的富有哲理意义的探询中，回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自足及不足的体认，此次聚会所写的《兰亭诗》，保留完整的有5家，不完整的有21家（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二）。金谷之游和兰亭聚会，是较大的规模“群”而作诗，据石崇和王羲之二序，所作分属于“以叙中怀”和“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并非遵命文学，但一者此类“诗可以群”组织得甚少，两者竟相隔70年之久，二者金谷游集所成之诗，如石崇序中所说，当属“娱目欢心”者为多，兰亭所作虽表达了对自然的深情，不乏玄远的意趣，但欣、惧交汇，毕竟留下了时代的消极印迹。

二 以诗取士与唐代诗人群

尽管如《世说新语》颇多众人参与的清谈记载，集体的游宴活动也如前述，然而六朝诗歌却多为个人创作，“七贤”有竹林之游，阮籍、嵇康的诗却非作于此中，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等诗人也如此，更不以游宴诗知名。

唐代则不然，作为诗歌黄金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诗可以群”的高峰，既表现在有成就诗人之多足以称群，又可见诗人们形成创作群体的显著特点。此中原因很多，而推行进士制，且实行以诗赋取士，当是很重要的一点。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说过：“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虽后来不少人不以此说为然，省试之诗也确乏佳作③，但以诗取士关系到士人的前途命运，须着力于此，人人作诗必然造成诗歌的普及和提高，诗人之众多也是必然的。而以诗取士也促使士子在试前“群”而切磋诗艺，在登第为官后或游宴奉制、或赠答唱和，有形或无形地由群体创作变成了创作群体。

要确立进士制与“诗可以群”二者关系这一论题，有必要对唐代诗人作一考察。纵观唐代诗坛，除诗名最著的李白、杜甫，以及初唐四杰、高适、贾岛、李贺等不是进士，唐代主要的诗人多为进士出身。如上官仪、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刘希夷、宋之问、沈期、贺知章、陈子昂、张九龄、李颀、綦毋潜、王昌龄、王湾、祖咏、王维、刘虚、崔颢、王翰、薛据、崔国辅、储光羲、刘长卿、岑参、常建、元结、张继、钱起、郎士元、韩、司空曙、李端、顾况、李益、孟郊、崔护、陆贽、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绅、姚合、朱庆余、许浑、杜牧、李商隐、皮日休、司空图、韩、郑谷、韦庄等，都曾进士及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共278名，其中进士及第者为171人，足见诗人出身于进士之多。上述名单应很能显示唐代进士与诗歌之“群”的关系。

再看诗人群的情况。据贾晋华博士《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可知在一定的时段、聚于一地从事诗歌唱和所形成的诗人群体情况。书中对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太宗朝宫廷诗人群，高宗武后时期三大修书学士群，中宗朝文馆学士群，大历浙东诗人群，大历浙西诗人群，韩孟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以及唐末五代庐山和泉州的两个诗人群，都作了详尽考论。若不论几个宫廷诗人群，由《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可知，参与这群诗人活动的原有58人，可考者38人，可能参加者7人，虽多系中小诗人，声势却相当大。颜真卿任湖州刺史4年半，邀集一批文士诗人编书、作诗、论诗，大开诗会，前后聚集了95人，形成了大历浙西诗人群。襄阳诗人群成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徐商镇襄阳，段成式、温庭筠等游幕唱和，辑成诗集。咸通苏州诗人群在宣宗咸通年间，皮日休为苏州刺史崔璞从事，与陆龟蒙唱和，陆又与多人屡次集会，多有联诗，并结集10卷。庐山诗人群系唐末五代所成，持续半个多世纪，先后聚集了20多人，为两个创作群体，前一个为僧道、隐士、进士和官员，后一个因南唐恢复科举并以诗取士而生，与进士制关系更密切。唐末五代的泉州诗人群因避中原战乱而生成，是僧人与进士的集合体，韩等重要诗人亦曾来此。

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生当乱世，自难参加科举考试，太宗朝的宫廷诗人多系由隋入唐的大臣或弘文馆学士，仅上官仪为进士，而自此的宫廷诗人群则颇多进士出身者。高宗时以许敬宗为首的修书学士群、武后前期北门学士群、武后后期珠英学士群，以及相继的中宗朝文馆学士群，都是宫廷诗人，其中的上官仪、李义府、李峤、沈期、张说、宋之问、李、苏、卢藏用、杜审言等，都曾登进士第。他们在进入宫廷后，可以看作进士的“已完成式”，却仍在持续着进士的诗文之用。后面几个诗人群，不在宫廷之内，多处于求仕阶段，且处在安史之乱后贵族政治彻底崩溃，进士文化完全成熟的历史时期，与进士文化的特点更相合，此在下面再论。至于隐逸诗人，如前所述庐山诗人群，人数不少④，其中不乏真正的隐士，但也有走隐而求仕道路者，对于“终南捷径”与进士文化的关系，亦在下面再论。

由集会总集所定的诗人群是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另有因创作主张、艺术思想相近，互相交往、唱和的诗人群，一般以之作为唐诗风格流派看待，如初唐时方外十友、中唐的大历十才子、晚唐的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其实也具有“群”的意义。

《新唐书?陆馀庆传》云：“（馀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善微、司马承桢、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姚合《极玄集》李端小传载：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文艺传》亦云：“（卢）纶与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十才子”的得名与交游唱和主要在大历初年，因多出身贫寒，故依傍权门，在权豪华宴上联袂唱和，后来各奔东西，诗风各异。“咸通十哲”指晚唐懿宗咸通时期的一群诗人，《唐摭言》卷十云：“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张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⑤据研究，这群诗人有三个特点：“其一均出身寒微，久游举场，四方飘游，未为显宦；其二都广结僧人，有一段隐居经历。……其三……许棠宣州，张乔、周繇池州，喻坦之睦州，任涛筠州，郑谷袁州，均为江南东、西道人。李昌符原籍亦未详，……亦以江南人可能为大。唯温宪太原（亦久居江南）、张清河，为北人。十子之目得自长安，而其主体却为江南人。”⑥“芳林十哲”亦见《唐摭言》卷九：“咸通中自（沈）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

此外，还有唐人普遍的唱和，虽非集体创作，但也可视作“诗可以群”的一类。由于中唐以后诗人成为进士者渐多，进士文化真正与诗人及诗歌创作密切关合，故中晚唐诗人“群居相切磋”渐成风气。除韩愈为首的一群外，不少著名诗人任地方官时，常有诗歌唱和，如杜牧为刺史时，孟迟、严恽、李郢曾先后相从。从诗人个人的交往唱和而言，分别有：贾岛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姚合、无可；赵嘏与元稹、沈传师、沈述师、卢弘止、杜牧；马戴与令狐定、姚合、贾岛、无可、李廓、顾非熊；喻凫与姚合、顾非熊、方干、无可；刘得仁与姚合、无可、段成式、雍陶、厉玄、顾非熊；刘驾与曹邺、薛能、李频、聂夷中；李郢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方干、鱼玄机；曹邺与李频、郑谷、张、李洞；储嗣宗与顾非熊、顾陶、司马扎；李昌符与张乔、李洞；林宽与许棠、李频；周繇与段成式、温庭筠、韦蟾；周朴与方干、李频；王贞白与罗隐、方干、郑谷、贯休；崔道融与方干、司空图；曹松与贯休、方干；女诗人鱼玄机与温庭筠、李郢。不少诗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分别与不同的诗人交游：如方干不第隐居会稽鉴湖时，与郑仁规、李频、陶详相善，咸通末，与段成式、吕述、于兴宗、李群玉等唱和。

我们尚应注意唐代诗僧这一重要队伍：灵一与李华、张继、皇甫冉、朱放、张南史、李纾、严维唱和甚多；皎然居湖州时与陆羽、吴季德、皇甫曾、崔子向、李等交游，在湖州时，历任湖州刺史颜真卿、崔论、卢幼平、陆长源等，均与之交游唱和；无可则与姚合、朱庆馀、贾岛、顾非熊、章孝标、殷尧藩、马戴、段成式、厉玄、雍陶等为诗友，唱和甚多。唐末五代的尚颜，与方干、陈陶、陆龟蒙、郑谷、司空图、吴融、李洞，诗僧齐己亦有唱和。以上仅分从一人言其相交唱和，各人间形成互相交叉的复杂现象更难以尽述。由于某一诗人树立起的榜样，使得师从者成风，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作群。如晚唐时期的“咸通十哲”与贾岛、姚合诗派较为相近，而“郑谷晚年归居宜春后，又有南昌孙舫、长沙齐己及连州黄损等从之学诗。后二人又与郑谷共定诗格，为湖海骚人所宗。又形成一诗人群”⑦。

由上可知，唐代的诗歌集群性创作活动，无论从历史延续的时间看，还是从地理分布的范围看，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三 进士文化与唐诗之“可以群”

以上对进士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唐代诗人群作了描述，现在进而论述进士文化与唐诗“可以群”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难在本文中对进士文化作出全面的定义，仅能就与本论题相关者概言之。

首先，进士制的推行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进士制始于隋，继于唐初，陈寅恪先生《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认为，起根本变化的是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后“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于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⑧。这是对推行进士制后政治变化的精辟论述。

其次，社会的宗尚，普遍的追求，使士人们确立起新的价值观。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又说：“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⑨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对“白衣公卿”的追求，使得其他才能、资质“咸以是而晦之”，

历来所重的“修身慎行”，竟然“虽处子之不若”。可见，进士制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以诗取士引发、造成了士人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改变。肃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奏批评进士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策试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几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者为常经，以向背为己任。校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盛于当代。”⑩其中不少就涉及思想与行为方式，其负面评价只能说是评价标准不同，而难以说是不实之词。宋人李昭说：“唐自元和以后，士人多以辞章游王公之门，谓之投卷。所幸者，大则荐闻于朝，小则资以赇货。士之急于人知，无盛于此时也。”11“校刺干谒”确实成为了进士文化的一个具有群体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