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课题。　他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　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　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此后，有许多文章　发表，就如何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谈了很好的意见；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都没有谈　到国民的历史教育问题。实际上，离开了历史教育，所谓民族精神的培育云云，因缺少　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这一基本的承接面，多半将成了空话。
　　应当说，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强调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更显深刻。离开了爱国主义，所谓“团结统一”、“勤劳勇敢　”等等，都将因缺乏民族特质的整合，而泛化成人类多有的优长，无由彰显“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　感情。可见爱国主义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培育国民对民族历　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这些舍历史教育无由。这　个道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就已经提出来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　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　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　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甲午战争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　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　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　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国　民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等。何谓民族精神?当时少有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　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　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谓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　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　所以，“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最强音。　《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至于怎样培育民族精神，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要借重历史教育。上述《民族精　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　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　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　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　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中国历史文化为　最可宝贵的国粹与民族的根，强调要研究国学，“爱国以学”。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其目的就是要在有为的青年中传承民族的根，培育民　族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扬　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党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又一次揭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　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因时代的局　限，当年志士仁人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确，但就其自觉地提出了这一　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毕竟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在继承前人认　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我以为，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　精神的关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脉相承　。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竞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说过爱国主义　好似庄稼，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成长，而历史教育就是为爱国主义施肥浇水，作培植根　的工作。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历史教育是最基础、　最有效的爱国教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　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　，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学人，并没有人对他们做什么专　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志愿放弃国外优厚　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归国效力，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　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为其他多样化、现实性的爱国　教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这个承接面，所谓爱　国主义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历史教育是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
　　民族精神，说到底，就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十六大报告将之概括为：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看似抽象，实际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　。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欲继承首先必须要认知，欲认知便离不开历　史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团结统一”为例，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渐形成了　“大一统”观念。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　大一统”从此也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开　国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　骄成吉思汉，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　统一大业，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是“治世”　，而将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　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可见，统一是中国历史与人心的大趋向。与此相应，　中国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团结和执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　民族政权间，常常通过联姻来沟通民族感情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各民族都把联姻，称　作“和亲”，说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间的亲和关系。因而，“和亲”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而王昭君等历代勇敢承担“和亲”使命，并为民族间的和睦作出贡献的许多女性，也　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缅怀的巾帼英雄。而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可　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再到今天党和国家为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　努力，不都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生动的历史见证吗?很显然，如果我　们不了解上述的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统一”何以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了　。同样的道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都不是抽　象的，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无数生动的历史实践的记录，是民族精神氤氲化育的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向历史请教。离开了历史教育，　既无法真正了解优良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历史教育是引导国人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目的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　要使国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国人培养热爱祖国　、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这方面，历史教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　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赖于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难以想像，一个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感的人，会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可以为国民　提供必要的历史素养，以开阔视野，并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进而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　报告中所说，懂得“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　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过阶段”，自觉做时代的建设者。其二，一个人历　史责任感的形成，还有赖于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高的理想境界。一个目光短，思想卑微　的人，不可能有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既利于国人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国人荡涤胸　襟，志存高远，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学习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但是，现在的　问题是落实不力，多年来历史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断被削弱。商潮滚滚，人多　浮躁，历史和历史教育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不被重视。电视上倒有不少历史剧热　播，但那是出于商机需要的“戏说”，不是真正在讲历史，许多胡编乱造，甚至误人非　浅。国民的历史教育，本来主要是依赖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课来实现的，但现在小学　是停开历史课了，中学历史课的时数也一压再压，像首善之区的北京，初中历史课将只　乘下每周一节课了，聊胜于无而已。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义务教育了。如　果学生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他的历史知识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进历史　系，这些学生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历史教育，中学学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大概也　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教育的历史教育还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对此　，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认为，建国　以来教育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重应试教育，轻能力培养；二是不重视历史教育，许多　学生爱国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也著文说，在　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曾对他讲，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镑　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长江与黄河，即中国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感情。中　国史学会前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得更沉重，他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篡改教　科书，歪曲侵华历史，误导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们管不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青　少年总可以加强教育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育，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历史都搞　不清楚，将来他们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历史呢!耐人寻味是，戴先生说上述话后不久　，就出现了个别年轻艺人因于历史无知，不自觉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事情，引起舆论哗　然，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这不是偶然的，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吗!

　　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国民教育”新的重大课题后的今　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强国民的　历史教育：
　　其一，对历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说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凝聚力、培养爱国精神是　不够的，至少还缺乏尖锐性。龚自珍说，“亡人国必先亡其史”，强调历史教育是关系　国家兴衰荣辱的大事。这才是一针见血的判断。借现代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历史教　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应列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应　当从加强历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
　　其二，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国民教育重在向青少年施教，国民的历史教育　主要是通过中学历史课的教学来实现的。因之必须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首先　，要规定历史课应有的教学时数，不能随意减少。其次，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关键。目　前教育部制定了中学历史课程的编写标准，并出版了新的教材。其积极的意义应当肯定　，但不少专家也有意见。我以为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制定“课程标准”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的课程标准，似乎是预设已有教材存在“繁、难、多、旧”的弊端，然后，反其　道而行便是标准。已有教材是否可以概括为“繁、难、多、旧”，这里可不置论；我强　调的是，制定课程标准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它的根据应当是，国民教育所规定的国民在　历史素养方面必须达到的水准。否则，便成了拍脑袋式的随心所欲了。二是教材要保证　一定的历史知识总量，不是越少越好。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中国　人知道本国历史，主要就在中学阶段。中学生应该接受比较系统的历史教育，否则形不　成基础。中国文化有代表性的都应写进教材，学生要知道。”不能简单强调学生兴趣，　将历史知识搞得支离破碎。没有一定的量，就不能保证一定的质。历史知识达不到一定　的量，青少年就无法形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认识，也就无法形成对祖国的热爱，民　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自然也落空了。
　　其三，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要制定政策，支持和引导专业史学工作者以多样化　的形式，积极参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的“北京历史文化普及　论坛”，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除了出版图书、开办讲坛之外，覆盖面广的影视制品也　应当重视。从中国历史上看，广大民众的历史知识更多是通过通俗的作品获得的，所以　，《三国演义》在民众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三国志》，这是值得注意的。今天影视作品　影响千家万户，现代生活节奏快，生活工作压力大，民众更愿意接受寓教于乐的作品，　而疏离沉重的历史专著，这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借助影视普及历史知识，还必须重视　历史剧这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戏说”历史是另外的问题，一些成功的历史剧　，如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决战》、《长征》等作品，确实起到了宣传革命历史　的很好作用。应鼓励史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在　这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尤其需要打破轻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传统观念，将自己的书斋　研究与宣传普及工作很好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