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两昆仑”新解

　　关键词： 谭嗣同；狱中题壁；两昆仑；解析
　　
　　1898年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拒绝离京出走，被捕入狱。他视死如归，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写了一首气壮山河激动人心的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关于此诗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尤其是诗中“两昆仑”所指为何问题，学界的解读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拟在梳理前人诸说的基础上就“两昆仑”的释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两昆仑”之争由来已久，粗略统计不下十余种，举其要者有：
　　1、康有为和大刀王五。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1]此为有关“两昆仑”的最早解释。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又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故他的解释影响很大，此后有关“两昆仑”的解释大多遵从此说。
　　2、唐才常和大刀王五。唐才质《戊戌闻见录》云：“复生七丈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指唐才常）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已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2]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蔡寄鸥在其所著《鄂州血史》一书中亦认为，谭诗中的“两昆仑”一个是唐才常，一个是大刀王五[3]。
　　3、罗升与胡理臣。谭氏后人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谭嗣同狱中遗札注》云：“时公独居京师，仅二仆相从——罗升，胡理臣。”“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两仆，盖昆仑奴之称也。”[4]何泽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一文亦称：“‘去留肝胆两昆仑’何所指呢？原来谭氏奉诏后，孑身入京，跟随服侍他的只有两个家人。谭在狱中有致家仆胡理臣、罗升的信，所谓‘去留’的意思，据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中说：‘(宋)天放云……诗中‘昆仑’原训奴仆，一为罗升，已脱身出京，另又一随身之仆，亲殓主尸，护送返里。’由此可见，‘去留’是指一去一留的两个仆人。”[5]
　　4、王五与胡七。陶菊隐《袁世凯演义》称：“一九一七年，北京教育部高级职员易克臬（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跌断了手骨，请京师警察厅教拳的胡致廷替他接骨，往来日久，胡才讲出他就是谭嗣同身边的胡七，时年六十二岁……据胡七所述，他和王五二人所练武功均属昆仑派，因此‘两昆仑’应指胡王二人。梁在浏阳馆见过王五，但未见过胡七，所以《谭嗣同传》中只提到王五，而又误‘单刀’为‘大刀’”[6]。台湾清史专家肖一山亦称：“盖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二人系武林之昆仑派也。任公曰‘盖念南海也’，恐非是。”[7]持此说者认为，梁启超只知道王五为谭的好友，而不认识胡七，或者虽知胡七而故意不言，代之以康有为，以期提高康有为的形象。
　　5、康有为与唐才常。邓潭州《谭嗣同传论》注引曹典球云：“要理解这一首诗，必须弄懂开头两句，‘思张俭’，乃思念逃亡之康有为，‘待杜根’则喻等待唐才常之来京助谭除西太后。”[8]
　　6、康有为与梁启超。贾亦斌《有关谭嗣同烈士的两个问题》云：“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梁二人始终扛起了大旗，成为两个类似昆仑那样高大的人物。谭嗣同烈士在致康的绝笔书中说：‘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对康有为是多么崇敬，期望多么殷切！所以梁任公一再说‘两昆仑’者，‘盖念南海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两昆仑另一指意，是梁启超。谭先烈被捕前，曾去日使馆见梁任公，劝其东游，并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一笈相交，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启。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抱痛哭而别。《赠梁莲涧先生序》中还说：‘启超尤有隆隆声于支那’，足见他们生离死别之情和对梁推崇之至了。”故谓“两昆仑系指康有为、梁任公二人。”[9]
　　7、康有为与谭嗣同。季镇淮《历代诗歌选》称：“一说以为‘两昆仑’中的—‘去’者指康有为，‘留’者自指。变法失败，康潜逃出京，作者留下准备牺性，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两说皆通。这句是说，不管去还是留，他们的人品都象昆仑山—样高大。”[10]北大中文系编《近代诗选》亦云：“两昆仑，似指康有为与作者自己，即所谓一‘去’一‘留’。政变前夕，康有为潜逃出京，政变时，作者拒绝出奔，准备牺牲，并曾在劝梁启超出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昆仑，喻两人的巍峨高大。这句说：去者留者都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11]

　　8、谭嗣同自喻。此一解释近年多见诸报端，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吴义雄《系狱缘何说“昆仑”——谭嗣同绝笔诗新解》称：“整首诗，写的只是他自己，并不涉及康有为，不涉及唐才常，不涉及大刀王五，也不涉及其他任何亲朋故友。这首绝笔之诗，是烈士在临刑之前，抒发情怀的绝唱。”[12]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一文将“去留”句释为：“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在这两方面都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山那样高耸。”[13]宋国屏《“两昆仑”解释值得商榷》亦认为：“‘两昆仑’绝不是泛泛的指‘两个人’。不是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亦非指康有为和谭嗣同本人，更不是指‘两奴仆’，而是指‘生为民生，死为民死’的谭嗣同宛如横空出世的昆仑般的浩然正气、冲天豪情和不朽的斗争精神。”[14]王卫平《不忧不惑不惧 亦血亦泪亦歌——也说谭嗣同〈狱中题壁〉的诗眼》一文亦认为：“把‘两昆仑’理解为‘生也如昆仑，死也如昆仑’更符合谭嗣同‘行谊磊落，轰天撼地’的人品和风范。”[15]
　　上述诸说，或释一文一武，或释一去一留，或释一生一死，表面来看，似乎都“可解”、“可通”，都能自圆其说，但真正考量起来，实际上又未必如此。
　　
　　二
　　
　　对诗歌内容无论作何种解读，都离不开文本本身。此诗为分总结构，前两句用典，分述古代两种去留的情形；第三句为过渡句，意在揭示当今环境的险恶，抒发诗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第四句总括全文，卒章显志。进一步表明，“我”等维新党人面对顽固势力的疯狂反扑，无论是选择像张俭那样“望门投止”，还是选择像杜根那样“忍死须臾”，都是为着未竟的维新大业，这种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犹如巍巍昆仑般光明磊落，高耸入云。故要准确理解“两昆仑”的含义，关键在于弄清楚第一、二句用典的命意所在。张俭、杜根二人都是东汉时人，都身处党祸横行的乱世，都是地位相当的朝廷命官，又都因为敢于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而受到邪恶势力的迫害，他们的正义之举都赢得了世人的爱戴和尊敬。诗人在此以“两昆仑”喻之，实乃借古喻今。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当今堪称“昆仑”式的人物，至少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这二人要有去有留，一去一留；其二，这去留二人必须都是地位相当的朝廷命官，同样身陷险境，且属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其三，这二人的去留都是为着未竟的变法大业，是舍小我而取大义的人物，具有如巍巍昆仑般的伟大人格。参照这三条标准，再重新审视上述几种解释，便可发现，无论哪种解释，都与诗中的“两昆仑”不相符合。
　　释“康有为”与“大刀王五”，不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谭诗作于戊戌八月初七日与梁言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一抱而别”之后，其时康有为尚未脱险。梁撰《谭嗣同传》记八月初六日谭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16]故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在谭氏心目中，去的那一昆仑不可能指康有为。即便康与“去”联系得上，其情形也似张俭。但“王”则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留”联扯起来。因为，王五不曾参与维新变法，并不在逮捕和通缉的名单之内，不存在“去”与“留”的问题，谭嗣同也不可能把变法的未竟事业寄托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及社会地位的侠客身上。
　　释“唐才常”与“大刀王五”，同样不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唐与谭堪称志同道合，二人曾在湖南一起开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共同推进维新变法活动。谭嗣同的绝命诗视才常如昆仑之杰，对他寄托无限的信赖之情。这在情理上似乎说得过去，但却与诗中的“去留”不符。当时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其时也不过刚刚开始，还不具备起事的条件。政变前夕，他应谭嗣同电召，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而政变发生。唐才常实未入京，故不存在去留的问题。邓潭州《谭嗣同传论》中亦称：“这种解释，也有窒碍难通之处，就是‘去留’二字，只有‘留’适合指王五，而‘去’则不适合指唐才常。”[17]因此，将王五与唐才常联系到一起，将他们称为“两昆仑”，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释谭家二仆“罗升”和“胡理臣”，则与上述三条全都不符，且情理上也难说通。此说释“昆仑”为“昆仑奴”之省，固然有理。但唐传奇中的昆仑奴磨勒，能“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又能“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18]，是一位具有超凡本领的大侠。后人用“昆仑”或“昆仑奴”一词，并不实指一般的仆人，而是喻指那些侠肝义胆、身怀绝技的人。至于胡、罗二人，虽然在谭嗣同入狱期间曾为递送衣物、书信，并同王五联系，谭嗣同也曾给以“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19]的评语，但此外别无作为，亦无昆仑奴的绝技，实不足当“昆仑”之称，而且在他们身上更无“去留”的问题可言。 　　

　释为二位侠客“王五”与“胡七”，倒是符合“昆仑奴”一词的含义。他们不仅身怀绝技、侠肝义胆，与谭嗣同“以道义相期许”，而且因为有“与谋夺门迎辟”一层，谭嗣同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殷切的期望，所以在狱中时时想到他们并表之于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同样与“去留”搭不上边。其他“昆仑”人选，同样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此处不赘。

　　至于最后一说释“昆仑”为谭嗣同自喻，同样存在窒碍不通之处。如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一文对此诗的解读是：他想到了张俭“望门投止”所造成的祸及旁人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不愿逃走连累别人。“忍死须臾”而侥幸地死里逃生呢，这只是个奇迹。这种巧事儿不是谁都能碰上的，因此说“待杜根”，意思是让杜根去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吧，我决心去死，不抱任何侥幸心理。我要像横刀仗剑的战士那样，用傲睨恶势力的豪笑来迎接死亡。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在这两方面都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山那样高耸。
　　此种解释显得极不合情理。首先，不符合此诗写作的特定环境。这是一首狱中题壁诗，谭嗣同此时已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他怎么可能还在“去留”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呢？其次，与谭嗣同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侠义性格也大相径庭。试想，谭嗣同早在被捕前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拒绝了好友的劝说，决心杀身成仁。他怎么会在被捕系狱之时，还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安危去留呢？谭嗣同一生轻生任侠，何曾把自己的死生看成昆仑般的高耸和伟大呢？再说，前两句还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结尾处却来一个自比昆仑，这不显得很滑稽吗？这种解释无异于把谭嗣同慷慨赴义的伟大壮举变成了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我标榜，显然有悖谭嗣同的原意。
　　
　　三
　　
　　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诗歌中的意象一般都具有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等多重内涵。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亦不例外。结合此诗的创作背景，诗中的用典，以及作者轻生任侠性格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笔者以为，诗中的“两昆仑”具有表层具象和深层内蕴两个层面的内涵。就表层具象而言，它所指确系两个具体的个人，即逃亡的梁启超和留守的谭嗣同；而就深层意蕴而言，“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即“去”者），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即“留”者）。
　　首先，梁启超与谭嗣同一去一留，有去有留，符合“去留”的条件。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戊戌政变发生前夕的八月初六日，谭嗣同与梁启超“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圣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谭嗣同的态度很坚决，即留下来“惟待死期”，而劝梁启超入日本使馆去救康有为。只有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才可以想办法救先生，而保全康梁，维新大业才有希望。梁启超接受了谭嗣同的意见，当晚即避入日本使馆。初七日，谭“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不至。”初八日又到日本使馆与梁相见，并劝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借用这一典故，意在敦促梁启超为“行者”，担当起程婴的角色，救护光绪和新法；自己则担任公孙杵臼的角色，“留”下来以死酬谢光绪。
　　其次，梁、谭二人都参加了旨在富民强国的维新变法大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两人平日“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仁学序》）[20]故谭诗中称自己与梁启超为“肝胆两昆仑”实不为过。
　　第三，无论是程婴、杵臼的去留，还是张俭、杜根的去留，其目的都是为了战胜邪恶，匡扶社稷，他们的侠肝义胆光照日月。谭嗣同、梁启超的去留同样是为了与顽固派作斗争，以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去”者，救康先生以图后举；“留”者，酬圣主以报君恩。因而无论是去，还是留，都是献身于维新变法这一伟大事业，同样是伟大的。谭嗣同之所以决心留下，以身殉国，是基于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和慷慨牺牲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求仁得仁，当仁不让，用巍巍昆仑来形容他们的伟大人格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梁启超本人后来对“两昆仑”又有新的解释，承认了自己就是谭诗中的另一昆仑。1956年香港《天文台》第976号有忘机所作《谭嗣同遗诗之谜》一文，该文在引梁启超《谭嗣同传》“不有行者……”一段话后云：“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21]因这时已事过境迁，梁氏才告诉忘机“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正确解释，此前的解释大概是为了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违心地说了假话。
　　故就此诗的具象层面而言，“两昆仑”确有所指，即逃亡的梁启超和留守的谭嗣同，惟有他们二人最符合诗中的所有条件。
　　不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并非“两昆仑”的全部内涵，就当时情形而言，无论“去”者，还是“留”者，都不止梁、谭二人，他们只是两个维新志士群中的一员而已。故就深层意蕴而言，“两昆仑”应理解为为应对不测而被迫化整为零的两个维新志士群体，即以梁启超为代表，潜逃海外、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逃亡志士群（即“去”者）和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代表，坚持战斗，不惜以身护法的留守志士群（即“留”者）。作者满怀豪情赞美的正是这两个维新志士群体。

　　首先从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由众多维新派人士参与的旨在革除积弊、变法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由于此次变革触动了一部分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变法失败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大肆搜捕维新党人，“穷治维新之人，大率以‘结党营私’四字为其罪案，举国骚扰，缇骑殆遍。”[22]所有参与、支持，甚至同情维新变法的人，都成了清廷打击迫害的对象。除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外，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家属、受株连下狱者不计其数，“自古党人之祸，未有如此之惨也。”[23]这简直就是一场维新党人的空前大劫难。遭此大难者，无论是被逮入狱者，还是逃亡国外者，都不止一人一姓。故将谭诗中的“两昆仑”理解为去留两个维新志士群，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再看诗中的用典。诗中前两句所用张俭、杜根典故，皆出自《后汉书》，内容讲述的都是东汉末年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株连之广、迫害之惨，与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戊戌政变”有着惊人的相似。谭嗣同用此二典，正是意在表现势单力薄的维新派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英勇抗争。故诗中的“两昆仑”，不应单指一两个人物，而应指整个维新人士群体。
　　就谭嗣同轻生任侠性格及勇赴国难的自我牺牲精神来看，谭嗣同对维新变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维新变法事业有成于将来，他拒绝出走，决心以身许国。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心忧天下，始终关注的是未竟的维新变法事业，而非个人的去留安危。据时人记载：“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24]诗人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要以自己慷慨献身精神去感召激发和唤醒后人，鼓舞他们去为昌国兴邦而斗争。所以，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仰天长笑，视死如归，凛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25]一个将变法事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是绝不会心中只装有自己的。
　　综上所述，《狱中题壁》诗是作者对维新志士的临别赠言和对变法事业的经验总结。作者以高大巍峨的昆仑山脉赞许两个维新志士群体，即以康、梁为代表，潜逃海外、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逃亡志士群，和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代表，坚持战斗，不惜以身许国的留守志士群。作者一方面对于他们为变法事业忍辱负重，或破家逃亡，或忍死以待的壮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无论去留，都要肩负起维新变法、富国强民的重任，像东汉的张俭、杜根那样坚持斗争，以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为变法而献身的决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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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9][20][23][25]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546、532、373、546、287页。
　　[3]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2年版，第2页。
　　[4][9]政协长沙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第34、344页。
　　[5]何泽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浏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5页。
　　[6]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7]倪怀三：《谭嗣同的游踪及其狱中题壁诗》，台湾《中央日报》1981年第165期《文史》专栏。
　　[8][17]邓潭州：《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1页。
　　[10]季镇淮：《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0页。
　　[11]北大中文系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页。
　　[12]吴义雄：《系狱缘何说“昆仑”——谭嗣同绝笔诗新解》，《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0页。
　　[13]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文史知识》1994年第5期。
　　[14]宋国屏：《“两昆仑”解释值得商榷》，见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70页。
　　[15]王卫平：《不忧不惑不惧 亦血亦泪亦歌——也说谭嗣同〈狱中题壁〉的诗眼》，《名作欣赏》2007年第9期。
　　[18]（唐）王度等著，石海阳等编：《唐宋传奇》，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82页。
　　[21]李敖：《两昆仑考》，《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印本，第78页。
　　[22][2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翦伯赞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286页。
　　[24]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