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民主国家，可在国会议员里有很多是子承父业，就是说老爸死了，这议员空缺由儿子、女儿顶上。据有人梳理，国会议员当中，二世、三世议员竟然占了近三分之一。像田中角荣换成了他女儿田中纪子，小渊惠三换成了他女儿小渊优子，石原慎太郎则换成了他儿子石原伸晃等等。虽说他们也走了选举程序，不会空降进国会，但这些华丽家族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远比一般阶层更能影响、渗透国会……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守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的诸多东西里，最具封闭性、保守性，因而也最具破坏性的是天皇制。
天皇制下，普天下为一个共荣共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非亲属集团。昭和时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天皇制来推行其气焰熏天的侵略计划，而绝大部分国民则依据其对天皇的绝对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接受侵略战争的意识，在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甚至在原子弹已经爆炸在列岛上空，整个国家的命运陷于绝境之时，对于是否投降，许多人的心理依据然是天皇的一纸诏书。直至战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稳定局势，安定国民，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问题，既是日本有富士山之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十指连心的文化问题。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未能保持住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那一片不无天真、不无浪漫的执著的劲头，相反，竟走向了祸及亚洲最后殃及自身存亡的一场战争浩劫，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亦是重要的原因。
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岐路。
彼岸的开放最终是畸形的。
此岸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高唱入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呢？似乎也是畸形的。
打洋务运动起，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并不是开放不够，外国有什么东西没有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呢？特别是当今，在纽约、巴黎、香港这些人气如虹的国际大都会里，有什么玩意在此炫目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广场，十七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二十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如今遍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有些广场只是一个摆设，准确地说，它不是给市民休闲提供的，而是给官员们或官员们将要陪同而来的更大的官员们准备的，站在市府的主楼上看下去，他们的心情大抵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宫的窗户里看到花园里最好的景致一样。有专家评论说，“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便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唐诗宋词里水灵灵、烟蔼蔼的乡村田园，也正在失传。有一年中国小说学会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该会会长冯骥才先生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它们的社区叫作颐和园、豫园、五羊城？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却千篇一律地充斥着“罗马花园”、“威尼斯花园”、“巴黎的春天”？为什么本来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他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
在日本的感觉恰恰与此相反。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两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公元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气住了一千余年。在这两个城市有不少古迹，仅京都的寺庙、神社、神宫就有一千余所。历届政府从来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了它们，京都就会慢慢失去记忆，乃至终于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坚持少建高楼，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难或有其他原因需拆迁住房，可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由政府帮助解决。无论是奈良的现存完全用木料建成、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大寺，还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数百年前的旧行宫，无不保留完好，建筑里里外外包括外墙上，居然一尘不染，用手摸不到星点灰尘。我还惊讶于在我到过的寺院、神社，连高阔的檐下梁间，也用一片片细细的丝网蒙住，以免鸟雀飞进污渍……在日本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与国人心目中总是充满着暴戾、骄横之气的截然不同的日本，那便是对天地、对山水、对历史的一颗敬畏之心。
在日本，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魅力不在于大兴土木与无休止地追赶，相反地在于精心地保留历史，以及生活拥有黎明时果园般的宁静。
中西文化——后者既包括几十年前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化，也包括时下的从麦当劳、MBA到好莱坞的西方商业文化，两者间在中华大地上一次次激烈碰撞，中国文化被冲击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她曾经有过的坦荡心灵早已坠落，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而代之以沙尘暴一样弥漫、粗砺的精神空间。
有儒家吗？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恕、仁道，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时下人们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与之相反，冷漠已成了一种蔓延社会各个角落的“禽流感”：冷漠商家，冷漠企业，冷漠衙门，冷漠医院，冷漠大夫，冷漠老板，冷漠官员，冷漠邻里，冷漠路人，冷漠媒体，冷漠词汇……
有道家吗？“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般的旷达超然心境，在翻涌着心计、韬晦、急功近利得恨不能早上破土晚上就能分钱的欲望之河前，多已成了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记忆……
有佛教吗？如果在求神拜佛、避凶呈祥外，真还有着教义上的深入人心，那个小个子的雷锋便不会总随春天而来，又随春天而去。
即使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或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赝品，但还应该有理想。
说起理想，我想起了乡贤方志敏——这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被主义敌对的营垒投进大牢，仍对祖国怀着一腔赤忱，居然像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不朽的《可爱的中国》。他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锒铛的铁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寒酸与颓气，脸上洋溢着天使一般的圣洁光辉……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4 两岸的皇帝们
与西方民族比起来，中日两个民族都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
现代日本人出生时去神社、神宫求神问卜，结婚时去教堂，死亡时却行佛教诵经仪式，他们只是接受外来宗教的仪式，在内心还是受本国传统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里，真正有宗教信仰者极少，多是临时抱佛脚。所谓“临时”，一是人生有难，二是命运有坎，倘若他们四肢强健，财运官运亨通，他们是少有到寺庙里进香添火的，即使有人去了，也多是去还愿。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
宗教在大洋两岸的命运也都饱经磨难，乃至九死一生。
在中国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打压儒学；唐朝后期武宗皇帝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以限制佛教的发展；清初极为残酷的禁教运动，清末波及各地的反教会案；“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同一切宗教信仰和传统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等。
在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初也发生过天皇下令把佛像扔到河里、烧毁供佛殿堂的事。幕府时期强行禁止基督教，对基督教徒实行镇压和迫害。1597年，按丰村秀吉之命，6名外国传教士及20名日本人信徒，其中有若干名儿童，在长崎遭处决。1622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12名船员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信徒及遭此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55名，该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殉教”。即使是在开放了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度实行“废佛（教）毁释（迦）”政策，列岛许多地方出现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勒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的野蛮行径。
缺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并非说没有宗教或类似宗教感情的宣泄。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排斥一种思想和信仰，正是为着树立另一种思想和信仰。二十世纪里，中日两个民族，有很长一段岁月对某个活着的统治者或某一思想表现出的宗教般狂热，都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严重不安。
1966年12月25日，教皇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自“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
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出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公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六十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而天皇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明治天皇常常给人一种进步的、“西洋化”的君主形象，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还是日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与此差得很远。非公开场合，他表现出“反西方”倾向，日本由明治初期的全面欧化一转为中期的保守性退缩，肯定与他不无关系。而且，他趋于放纵，过度肥胖，总是花很多时间来满足他那惊人的胃口。据说，他染上的许多疾病都与他饮食过量有关，特别是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健康。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明治弃世时，已经有好几个孙子，长孙即是11岁的裕仁。
4岁到8岁这段时期，为了让裕仁和他的弟弟们熟悉军事领域和战争，他们常常被带去观看军队的阅兵式，参观展示着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兵器的陈列室，还被领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皇宫大院西南角的一个木造建筑物里，裕仁还随祖父、父亲参加皇宫里那些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由这些仪式里，少年的他，逐渐有了对自己源于神的高贵血统的信仰，以及对日本和这片国土神圣性质的信仰。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州，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方面军司令部也没有权力使用毒气。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在对最南部的广东的进攻中，又授权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冈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力，这是在中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冈村在为他的要求辩解时说，需要毒气筒来恢复部队的荣誉，并给他们“一次胜利的感觉”。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总长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
……尽管没有文件资料表明裕仁与细菌和化学武器有直接关系，但是，天皇必须对野蛮的中国战争中另一种残暴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就是对重庆及其他城市的战略性轰炸。这些轰炸与其他地面进攻分头进行，轰炸中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做“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令，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
——（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在战后关于裕仁的大量描述里，他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爱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总穿西服。他爱打网球，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还坚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几个为他生出来的都是女儿，而在日本，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大臣和顾问们急了，一次次劝说他亡羊补牢——东宫西宫，广种薄收，直到某一个皇妃生下一个带把的为止，中国和日本的皇帝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为所动，他的忠贞最终得到了回报，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即现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对那些精于权力游戏的大臣、顾问有些厌烦，对总是气壮如牛的好战的将军们更是头痛。他躲避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他热衷于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得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进步。他透过金丝眼镜的目光里，常常流露出忧郁之色，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
总之，裕仁是一个开明、温顺、热爱生活与和平，却又对制止战争无能为力的人。据说，他曾私下对心腹说过，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有另一种确切的解读。
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从1991年起，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之桂冠。评选委员会写出的评语是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矶时报》的有关评论则说得更直接，“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经过查阅过去裕仁身边人员的日记、回忆录，还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机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结论是——
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战争临近结束和结束后一段时间，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坛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首都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
9天后的18日，天皇在御医和侍从武官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满目疮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桥戒三的侍从武官特别注意到，车窗外，到处是在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毫无表情。虽说没有像战前巡幸那样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红色汽车经过，国民们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们却罕见地一律没有鞠躬。吉桥在心里想，他们这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怨恨呢，还是因为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而处于一种麻木的虚脱状态？
日本人首次听到“仙鹤之声”，是在同年8月15日。
这天，裕仁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在这之前，他的那些对外发布的文字，都是由几位声音铿锵、激越的播音员播出的。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的和平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山村的少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投降那天，当他和小伙伴们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虽不懂诏书的内容，却隐隐感到一种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来，而后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标准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
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
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
“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
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
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敝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间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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