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3)

五、启蒙的夭折，文化转型胎死腹中

　　晚明社会不仅有这样卓越的思想家，还拥有一批学术渊博的科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朱载堉的《律吕精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等，都具有世界级的水平。顾炎武提倡的“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73]反映了士大夫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学说，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化，以很大的热情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这表明中国在农学、医学、音律学、地理学、工艺制造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此时的士大夫有强烈的聚众结社意识，有案可查的民间社团多达170多家，[74]从沿海到内地，广布在江浙、福建、河南、湖广、四川一带，成员多者至数千人。崇祯二年（1629）有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有金陵大会；崇祯六年（1633）有虎丘大会。此类集会有很高的组织水平，在虎丘大会前，先行散发传单进行宣传、动员“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那些“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75]可见成员之多，规模之盛大。

　　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是产生巨人的伟大时代。晚明社会杰出的人才和思想，预兆中国有可能酝酿社会的大变革，然而这种变革终其三百年也未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晚明启蒙思想最高成就的《明夷待访录》和《潜书》都完成在清初，黄宗羲和唐甄都是明代的遗民，经历了亡国破家的灾难，黄宗羲还亲自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斗争。虽然大势已去，明代的覆灭已成定局，但夷夏之辨的观念还在，堂堂的华夏民族，竟然亡于蛰居关外的满族，这严酷的事实促使他们对明朝的溃败，专制集权的弊病，作了清醒、理性的总结。正因为有种族兴亡的切肤之痛和强烈的种族意识，催熟了对君主专制的认识。虽然《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早出数十年，但与《民约论》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经历了二、三百年的积蓄、动员和发展，历经宗教改革，工业革命，限制君权法案，到法国大革命形成高潮。启蒙思想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逐步推进。第三等级的崛起，新兴的社会力量是西方启蒙思想坚实的社会基础。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从理论到实践，确立科学、民主、理性的信念，成功地完成了文化转型。

　　在中国政治伦理启蒙有它难以超越的局限，表现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各种方案中找不到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切割：宰相与天子同议，可宰相是由皇帝来选择任命，并非出自民意；学而优则仕，士大夫依附皇权的传统很难使他们言论独立，“公其是非于学校”必将沦为泡影；复方镇也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是强干弱枝还是弱干强枝的传统格局。同样是权力制衡，是依靠皇权的自身切割，利用既定的封建官僚体制本身行使对皇权的监督，还是实施孟德斯鸠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和相互制衡，使三权分立，主权在民？这一步之遥，却相距一个时代。

　　明清之际的启蒙者者往往具有双重人格和悲剧性的遭遇，本人在叛离封建主义藩篱的同时，也可能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王艮笔下的百姓日用之道是向平民推行儒家伦理。史书记载说，他头戴高高的五常冠，身穿三代时期的深衣，迈着方步，招摇过市。这一身古怪的服装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这是狂放、乖张的性格。其实个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用服装穿着表明他的道德理想。五常冠，是喻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戴在头上，高高上置；深衣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长袍，这裳是一长裙，有十二个裥，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天道观，鞋子前圆后方，表示天圆地方，这是服装也是宣言，以穿衣着装来标榜他崇尚的道德伦理观念，表明他也有卫道士的一面。唐甄、黄宗羲也有此局限，唐甄在提出“乱天下者惟君”的同时，还提出“治天下者惟君”[76]，并称之“大清有天下，仁矣。”[77]黄宗羲所等待的亦是贤君的造访，所以他们反对专制并不反对皇权，追求的是明君仁政，仍然不脱儒家的社会理想。

　　在晚明社会活跃着一股鼓吹情欲，张扬个性，发现自我的新鲜思潮，有力地冲击了存天理，灭人欲，以公灭私的正统观念，成为思想启蒙中的一支劲旅，然而它不可能发展到主体在人的思想高度，因为人的主体性首先要有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启蒙思想的核心。封建社会层层相隶属的社会关系，最大的弊病就是使人丧失自主性。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常伦理中，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兄即是弟。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隶属在他人的关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政治、经济的严格等分，附以血缘的纽带，使个人有强烈的隶属感，表现在人格上多受制于他人，实际上是受制于权力。政治伦理启蒙虽然有唤起人文觉醒的效应，但它以抨击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最高的社会理想为开明专制，这与倡导人格独立，呼唤主体性觉醒，建立民主制的西方启蒙运动有导向之别。

　　这一差别还表现在中西经济思想的落差，主要表现在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对商人资本的发展与白银的使用都持以保守、倒退，违反历史潮流的态度。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一条鞭法实施赋税改革后，广泛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正如马克斯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交换越是打破地方限制，商品价值越是发展成为人类劳动一般的体化物，货币就越是归到那种天然最适于担任一般等价这种社会机能的商品，那就是贵金属。”[78]但是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提出废除白银的主张，王夫之说：“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79]认为用银使得“奸者逞，愿者削，召攘夺而弃本务，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银也。”[80]唐甄认为：“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81]顾炎武主张“凡州县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钱代之。”[82]黄宗羲更为坚决：“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因此主张恢复到唐代以前，“上而赋税。下而市易，一切无事于金银。”[83]

　　诚然，白银流通范围的扩大，未必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这是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的现象，商品交换先后以牲畜、龟贝、五谷、布帛为一般等价物，最后稳定在金银这贵金属上，是经济近代化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也不例外。他们把物价上涨、贫富对立、农民逃亡的现象，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白银作祟的结果，似乎取消白银货币就能解决社会危机，这种认识是时代的误差。

　　黄宗羲不是提出“工商皆本”吗？取消白银货币，工商又以何为本！其实他的“工商皆本”是有许多限定的，他的原话是：“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祟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他的工商为本，是以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为本，取消一切奢侈品的生产和经营，“何谓奢侈？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84]他所言的奢侈包括戏曲、酒楼乃至机器作坊，奇技淫巧，因此“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废除白银，退回用钱的时代，以保持上古的俭朴生活。这是维护封建生产方式，违背历史潮流的小农思想。可见他的“工商为本”是不成体系，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与此相比，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从人文主义出发，用商人眼光看待经济发展，宣布金银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反映了商人积累货币的要求，从而成为商人资本的代言人。怎能设想取消白银，缩小货币，坚持农民不离乡土，甚至恢复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能够反映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利益？所以晚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很不相称。思想的动力不是受之于经济发展的推动，而是明亡清兴，山河破碎，民族遗恨。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和革命家看重的“残明文献”是政治伦理，而非经济思想，尤其是在明亡清兴，国破家碎的特定时期，晚明遗民的反清情结，与清末推翻清王朝的民众心理引起强烈的共鸣，扩大了这些文献的影响力。

　　所以晚明社会虽然活跃着政治伦理启蒙思潮，但是催生新社会的力量先天不足，流传的范围也只限于士大夫和城镇居民，广大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纲常名教在那里有稳固的基础。地主和农民是古老的阶级，年复一年地坚守小农家园，不能开辟新的生产方式；商人依附权力，勾结官府，以捐纳博取功名的倾向，使得商人不能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商人资本受到封建经济结构的限制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只能买田买官，流向土地，加固了封建生产关系；社会拥有大量白银，但多用于粮草折色，田赋、税收、窖藏，很少投入生产经营；个人附着群体的文化模式，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出路，很难从封建藩篱中突围。生产方式的滞后，没有新兴社会力量的支持，肇成早期启蒙缺少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社会基础。不挣脱层层隶属的封建等级关系，个性的张扬很难上升到人格独立和主体性觉醒的高度，从抨击君主专制而萌发的民主性光华，不可能迈向出民权思想。政治伦理启蒙超越经济发展的早熟，恰恰又是不成熟的表现。

　　黄宗羲、唐甄等一代思想家们，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目击明朝的衰败而至不可振救，亲身经受国亡、家破、杀身的泣血饮恨，在痛定思痛中发出抑制君权的呐喊，虽然缺少现实的条件和经济动因，毕竟提出了前瞻性的思想，如果不是清兵入关，循此发展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文化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

　　真正扑灭启蒙思潮的是清王朝重建的封建统治。清初定鼎以后，就抬出程朱理学，贬斥王学，实施文化专制。首先从出书、印书着手，发布一系列的禁令，封杀文本传播的源头。顺治九年（1652）规定：“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计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85]康熙二年（1663）又重申此项禁令：“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86]对于民间俚曲、歌谣，一律加以管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统一全国，为翦除汉人反清的种族意识，大兴文字狱，凡有嫌涉清朝声誉的文章，都以大逆治罪，制定律例发布到全国各地，所禁止的内容从淫词琐语到非圣非经之作，凡是毁谤圣贤，非议朝政，不利当朝的作品，一概禁毁勿论。康熙诏谕礼部说：“朕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87]雍正杀年羹尧的借口之一是，进献的贺表“朝乾夕惕，励精图治”，误写成“夕阳朝乾”，以为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由此还牵连一批文人学士，侍讲钱名世因给年羹尧写过颂诗，定为“名教罪人”，由雍正书写成匾额，悬挂在钱宅，令在京官员观摩，按照皇帝定的调子，各写诗文，进行揭露、讨伐，侍读吴孝登、陈邦彦因为写的不合圣意，被革职查办。这种诛心之术是清朝文字狱一大发明，现代学者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大批判的滥觞。乾隆年间文字狱扩大到市井文学，《水浒传》也遭到毁板的厄运，一批晚明的野史如《酌中志》、《南迁录》、《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亦经略》、《樵史演义》等等，统统销毁，有敢以私藏者，按谋逆大罪处死。每一禁令都牵连一批人死于非命。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下，活跃在晚明社会的一股追新求异的时尚，也就烟散云消，那离经叛道的启蒙思潮就此偃旗息鼓，胎死腹中。

　　毫无疑问，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是以民主和民权思想的建树，实现文化核心的转换。没有结构性的变动，不足以完成文化转型的使命。晚明启蒙思想与现代意识接轨，必须转换文化的结构与核心，从以伦理为本位转换为以民权为本位，才能发生全新的作用。晚明政治伦理的最高成就，是提出用分权削弱君权的思想，这在封建制度下只能起到调节君主与臣民关系的作用，不能越出用王权制衡王权的局限，可是这一思想与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思想相结合，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全新意义，这已是三百年后的事了。使黄宗羲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明夷待访录》等到的不是贤明君主，而是掀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志士。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艰难历程。历史的因缘际合，使这一过程推迟了三百年。

注释：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下》，中国书店，1985年。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4]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八。

[5]《战国策》卷十七：“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

[6]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代序言，巴蜀书社，1988年。

[7]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8]《松下杂抄》卷下。

[9]朱彝尊《道传录序》。

[10]《明史·王守仁传》。

[11]《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六《大学问》。

[12]《阳明全书·传习录上》。

[13]《阳明全书·传习录中》。

[14]《阳明全书·传习录中》。

[15]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1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

[17]《明世宗实录》卷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戍。

[18]《明史·邓元锡传》。

[1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

[20]《汤子遗书》卷五《答陆稼书》。

[21]《明史·儒林传序》。

[22]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大成歌寄罗念庵》。

[23]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答朱思明》。

[24]《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25]《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26]《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27]《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28]《焚书》卷三《童心说》。

[29]《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30]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31]《春明梦余录》卷二一。

[32]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

[33]《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与张幼于》。

[34]《醒世恒言·序》。

[35]《博平县志》卷四。

[3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都基础》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37]《张居正集》第一册，卷三，奏疏三。

[38]《定陵注略》卷四。

[39]《明史·田大益传》。

[40]《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41]《定陵注略》卷五。

[42]《明史·李三才传》。

[43]《明史·田大益传》。

[44]《明史·雒于仁传》。

[45]《国语·晋语六》。

[46]《孟子·离娄下》。

[47]《荀子·王制》。

[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九。

[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

[50]《墨子·天志中》。

[51]《伯牙琴·君道》。

[52]《慎子·威德》。

[53]《韩非子·有度》。

[54]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55]《敬事草》卷三。

[56]《明史·吕坤传》。

[57]《土地宝卷》，郑振铎编《变文与宝卷选》，商务印书馆。

[58]转引自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学苑出版社，1999年。

[59]《明史》卷二三四。

[60]《槐西杂记》，《历代小说笔记选》第三册。

[61]《郭嵩焘日记》第47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霜红龛集·礼解》。

[63]《焚桐集》卷一。

[64]《明夷待访录·原君》，二老阁刊本。

[65]《潜书·室语》。

[66]《潜书·抑尊》。

[67]《明夷待访录·原臣》。

[68]《明夷待访录·置相》。

[69]《明夷待访录·方镇》。

[70]《明夷待访录·学校》。

[71]《潜书·任相》。

[72]《潜书·去奴》。

[73]《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

[74]参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页5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5]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二。

[76]《《潜书·室语》。

[77]《潜书·室语》。

[78]《资本论》卷一，750页。

[79]《读通鉴论》卷三《景帝》。

[80]《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

[81]《潜书·更币》

[82]《顾亭林诗文集·钱法论》。

[83]《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84]《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85]《钦定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

[86]《钦定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

[8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