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结问题

　　仕与隐是中国传统文人挥之难去的情结。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为他们定下出处行藏几个字，仕与隐的矛盾就一直与士人的人格理想和现实价值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象幽灵一样徘徊在士人的生活世界里，老实真诚一些的文人便不由得不痛苦。而中国古代大概还是老实的文人士子们居多，因而痛苦者居然竟占了大多数。然而文人们的老实又非农民兄弟的老实巴交，终不肯痛苦在心口难开，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登高能赋，临流能诗，尽会叹了一口气，写下两行诗，说些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的堂皇话头。这些话头由前面的人唱出来，再由后来的人接过去，再加上一些油盐酱醋，这就有了相传不绝的隐逸和隐逸的文学。因为相传不衰，所以就有对此作研究的必要，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毕竟无论如何这是历史存在，是事实，而背后又有牵扯进儒佛道等等的煌煌思想在内，隔了千十百年，许多事情都不是一眼能看穿，也不能直接就拿来运用。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研究。真正做这个工作的，眼下好像还不多，找来找去，只见到这么一本《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那么这本书先就有了一点点意思。
　　这点小意思，是它直接揪出“仕隐情结”来审问，要问这个情结从何来。弗洛依德说人有“俄狄浦斯情结”，要恋母（好像专指男孩子？记不清了）。还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一来二去，蛮象一回事，于是大家信了，相信人果真有一种叫做情结的东西附在身上。情结这种东西最大的长处就是让人捉摸不清。摸不清它的来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想得头疼死了，干脆就把它派到一种叫做“天生”的原因里。恋母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弗老先生一归纳一演绎，就推到了性的方面，是上帝安排的男女两性分治并存使得人产生了这个情结。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仕隐确也称得上“情结”之类的东西：不知怎么一来，中国文化突然发展到最高峰，三代之治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候便冒出一个又一个的隐者，和那么些个盛世之君让王征隐的盛举，可见仕与隐的问题确实是中国文化天生的东西，就如男子生来便懂得“天生男女共一处”、必得要找女子为伴一般，尚在襁褓之时不被许可、亦无可能去泡妞，便只有暗恋乃母；老庄孔孟的时候虽然比三代差多了，但是去圣不远，隐的人也还很不少，并且每个人都是行动上是巨人思想上也不是矮子，搬出来一套用舍行藏的理论来，于是“情结”就这么定下来，仿佛签
　　下了一张契约：从今而后凡吾子孙，皆得永守此约，必于仕时不忘哼哼归隐，隐亦得伺机而为仕，如此方得为士大夫。故而论仕隐必得要论其文化基础，即先秦儒道孔老庄是也，此见该著第六章“隐逸文化的哲学基础：先秦儒道”；又第五章“陶渊明与隐逸文化”实亦部分与此有关，其第一节“隐逸现象先以传说出现”、第二节以“上古时期隐逸文化的形态：伯夷叔齐与其他”谓是。
　　虽然同属一种情结，却有表现形式的差异，如有的孩子希望母亲多抱它一些，而有的孩子并不讨厌别的曼妙的女孩子跟他玩儿；而且到后来长高了嘴上有了茸茸的毛了更要去关关雎鸠君子好逑要和谁有个约会，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亦是如此。所以论者论完第五章中上古隐逸现象后，便必得转入第二章论屈原之意义。屈原为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早的一位突出代表，其仕进精神乃是先秦士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政是其精神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其人生追求中亦有仕进与归隐之彷徨，实为传统诗人仕隐情结最早的生动标本。用整整一章篇幅论屈原实不为过。
　　屈原而下，中国诗人中先是陶渊明，后来有李白、孟浩然皆是耳熟能详之与隐逸有关之诗人，论传统士人之仕隐情结，是断不可漏了他们的。例如孟浩然是盛唐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终生布衣。但他隐于家乡鹿门山，说是不求仕进，到了四十岁时却还是要出去求官，只是最终不成功，又回到家乡终老其一生罢了。此书作者把孟氏一生概括为隐逸面目下的进取，很合乎盛唐诗人的的实际思想状况。至于李白就不必多费笔墨在这里复述了。仕隐情结真是复杂，李白之后，又有苏轼。“苏轼终生向往归隐，却始终未能归隐，这与其说是苏轼的悲哀，还不如说是苏轼对于仕隐情结的变通。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隐逸文化被积极仕进人生精神的汲取，从而产生更为优秀的文化。”著者总结说。这是颇有意味的看法。对姜夔生活形态的分析是本书颇为出色的地方。“南宋末年的姜夔，出现了以职业词人为生的现象，则暗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由仕隐情结的基本矛盾体向着多元、多方位转化的气息。”无论如何，姜夔似乎确实是一种新新人类的活法（限宋代末之前）。以前对此认识似乎不够，主要是因为未能把他纳入仕隐情结的框架地来认识。

　屈、陶、李、孟、苏、姜（还包括该著论及而为小文中所未绍及的如范成大等人），就仿佛代表了俄狄蒲斯情结的若干个时期一样，向读者揭示了传统士人这种致命情结是如何撒下孽种如何生根发芽又如何枝干蔽日。然而，正如弗洛依德氏的几期分段法终究不能使人明白男人从恋母转向恋别的女子是如何发生，具体情形究竟如何一样，读罢此书依然觉得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此重大问题经著者提出来，确实颇有意义，然而选取几个点勾其大概固然是一种学术思路，但选什么样的点则是大有讲究的。此书三位学者合作的成果，给人印象是只是把各人不同的文章合在一起，便成一部专题论著，合作者真正研讨琢磨使各人的话题在一个主题下锤炼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功夫，做得并不能让人满意。如全书篇幅安排明显欹轻欹重，全书总共十五章，陶渊明一人独占六章。其他诗人一律只占一章，甚至数人合一章。除去绪论一章和综述两章，陶渊明占了一半的篇幅！钟嵘誉陶渊明为古今隐逸之宗，也并没有把《诗品》上中下三卷中的一卷半交给陶渊明。如此安排，莫非是因为陶渊明与隐逸实在是已有太多论述，写起来让著者下笔不能自休？若稍加自我审视，便可发现这个滑稽的现象。然而竟然以这样的面貌出版了。两个综述的安排

　　也让人不得其解。从内容上来看，都应是对全书撰述意图、论述对象以及所述对象所处环境之描述与分析。这从普通的著述理路来说，没有理由不放到全书的前面。著者自云“本章（按：指全书最后一章第十五章“综述二：士之地位与精神的历史嬗变”）是全书仕进历史文化背景的总述”，试问既是背景，哪有演出结束之后再来向观众展示的呢？